《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属于典型的选择性罪名。所谓选择罪名，是指所包含的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复杂，反映出多种行为类型，既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的罪名。（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第856页）对于触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行为，可能构成的罪名包括了三种不同的可能：
1.走私普通货物罪；
2.走私普通物品罪；
3.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在前文《什么是走私》中说过，海关的主要职能是“管物”，而“海关管物”中的“物”是指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货物”和“物品”是海关最主要的两类监管对象，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在海关这里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待遇，在监管和税收制度上都实行差别管理。
监管制度和税收制度方面的区别
监管内容方面，“货物”需要根据其HS编码确定监管条件，可能被要求递交各种进出口许可证件，对于法定检验检疫的货物，在通关时还需要接受检验检疫。而“物品”除文物等少数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需要相应的进出口许可证件外，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的进出口许可证件，也不实行法定检验检疫。据有关文章统计，以婴幼儿奶粉为例，按照“货物”以一般贸易方式通关，需要具备 3 项资质，提供至少十余项材料或证书。而按照“物品”通关则不需要任何资质和材料。
税收制度方面，“货物”一般需要分别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有的商品还涉及消费税、双反税等。而“物品”则不作这么复杂的区分，统一征收行邮税，目前有13%、20%、50%三档，计算方便。同一商品，被界定为不同属性，收取的税款也不同。
因此，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因“货物”和“物品”的计税方法和税率不同，会造成同一走私对象因定性不同导致核定的偷逃税额不一，从而直接影响定罪量刑。
如何界定是“货物”还是“物品
”“货物”和“物品”是海关法律体系中最基础的概念，然而，对这对概念，法律规定却非常不明确且杂乱。无论是位阶最高的《刑法》、《海关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均并未对“货物”和“物品”的含义及区别作出直接的规定，实践中常引起争议。
试举一例：
2004年6月1日，被告人奥某由日本东京搭乘航班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境时其选走无申报通道。当海关关员对其所携行李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有劳力士、欧米茄等手表53块、手表展示器20个、打火机17只。经询问，奥某当即承认上述物品系其携带入境的事实，并称准备将上述物品在我国销售。经核定，上述物品的完税价格为人民币50余万元，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为人民币16万余元。
对本案罪名认定，有两种意见，争议点在于如何界定“货物”和“物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按照用途来区分，定走私普通货物罪。
理由是《现代汉语词典》将“货物”定义为“供出售的物品”，将物品定义为“东西(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货物与物品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供出售还是自用，如果是供出售，为货物，如果是供自己使用，则为物品。仅仅从语词学的角度来看，以用途区分货物与物品，具有合理性。本案中被告人奥某携带入境的手表53块、打火机17只，系拟将该批商品用于销售牟利，应定走私普通货物。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按照运输途径区分，定走私普通物品罪。
理由是《海关法》第三章“进出境货物”的第十八条规定，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可证和有关单证。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运输工具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特准的外应当在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该条表明，货物的发送与收受环节分别涉及到发货人和收货人，货物必须由专门的运输工具运送，不得随身携带。
而《海关法》第四章“进出境物品”的第二十八条规定，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该条表明，“物品”仅限于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和邮寄物品两种，由专门运输工具托运后再由他人提取的则不属于“物品”范畴。
对“货物”与“物品”含义的把握应以《海关法》为基准，因此应当以运输、携带的方式或者说以是否经过货运通道作为标准区分“货物”与“物品”。
目前，实务中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
虽然《海关法》及《刑法》并未对“货物”和“物品”的含义作出直接的规定，因走私犯罪属于法定犯，可以参考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海关法律法规中，对相关概念含义作出最明确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其第六十四条规定：
“物品”，指个人以运输、携带等方式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包括货币、金银等。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视为货物。
“自用”，指旅客或者收件人本人自用、馈赠亲友而非为出售或者出租。
“合理数量”，指海关根据旅客或者收件人的情况、旅行目的和居留时间所确定的正常数量。
此外，《进出口关税条例》第五十七条也对于进境物品的核税方法做出了规定。
海关总署规定数额以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免征进口税。
超过海关总署规定数额但仍在合理数量以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由进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在进境物品放行前按照规定缴纳进口税。
超过合理、自用数量的进境物品应当按照进口货物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结合上述语词学意义上的定义，以及相关行政法领域内的特有含义，按照用途来区分更具有合理性。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法律适用问题解答（二）》认为，
区分二者应当以是否“自用”为标准。……“物品”，指个人以运输、携带等方式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包括货币、金银等。……“货物”系指“物品”以外的，行为人用于生产、经营或出租、出售的财物。
因此，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具有合理性，且比较适合实务操作的方法是：
无论数量多少，有证据证明用于贸易（进境后用以出售或出租），可按货物认定，无证据用于贸易的，可按物品认定。由此，还有几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合理数量”问题依据海关规定，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视为货物。前面说的都是以“自用”为标准，那么在走私案件中，如何处理“合理数量”的问题。
与“自用”有明确的概念不同，关于“合理数量”，海关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虽然有观点认为，仔细分析海关的规定，“合理数量”是有数额标准的。比如在旅检渠道，《海关总署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旅客携带物品超出规定免税限量的，经海关审核准予征税放行，但对超出部分的征税数量，不得超过规定准予免税的限量”。“合理数量”应该是免税限量的两倍，即人民币5000元的两倍10000元。但我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海关的现场执法中，海关关员可以通过其生活常识和经验，运用自由裁量权，判断物品是否属于合理数量。但在刑事案件中，证据标准严格，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在相关法规没有明确的“合理数量”界定标准的情况下，不能完全通过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是否属于合理的范畴。
并且，一般情况下，物品进境也只有自用和贸易两种目的。“合理数量”的规定，是为了使在海关没有证据证明物品是用于贸易的情况下，现场关员可根据数量推定物品进境的目的，解决的还是物品是否“自用”的问题。
因此，在走私案件中，以是否由证据证明用于贸易这一单一标准更为合适。
2. 旅客携带明显不属于生活用品如果旅客携带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中的商品，而且明显不是生活用品，属于生产资料。旅客对携带入境的目的又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可以视为携带入境用于贸易，认定为货物。
3. 旅客携带用于单位经营的物品实践中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旅客携带物品入境被查，表示是受公司的指派，去境外购买商品，带回来后用于公司的使用、展示等经营活动。这种情况，能否认定单位犯罪，认定为货物还是物品，都存在争议。
个人认为，争议的出现，主要在于入境行为发生在旅检渠道这一渠道，正常情况下纳税义务人是携带物品进境的入境人员。但在刑事案件中，还是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并且适用是否“自用”这一单一标准。如果有证据证明，确为单位行为，且入境后用于单位经营，可以认定单位犯罪，且认定为“货物”。
作者简介
龚卓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具有10年海关法律实务经验，主要执业领域为海关法律事务及刑事辩护。
曾在多起重特大走私犯罪案件中承担辩护工作，并先后担任多家知名企业的法律顾问，为其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撰写的专业文章多次被《中国海关》杂志、海关法研究会、中国水产协会等刊载。联系关法通团队秘书预约（17600628579），第一时间与龚卓律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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