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后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为最初的中德接触贡献良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在中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但是这也为德国卸去了改善中德关系中的一个包袱。1920年,德国代表卜尔熙率代表团来中国,经过谈判,双方于1921年5月20日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少见的平等条约之一,因战争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得以恢复。
《凡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工业产出。它的陆军数量被锁定于10万人,军用制品也大幅地减少。但是,条约没有减低德国在军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业企业仍保留机械和科技去制造军用硬件。因此,为突破条约的规限,这些工业巨头和外国商界组成联盟,例如与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制造和销售武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府倒台,国家陷入内战,不同军阀之间互相竞争去夺取最高权力。因此,很多德国武器生产者开始着眼于和中国重新建立商业联系去打入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市场。
马克斯·鲍尔和蒋介石,1929年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国发生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因此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u201c国际化发展u201d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u201c重建u201d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后来再次回到中国,但七个月后罹患天花而去世,葬于上海。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