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国民党时期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9-1939），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在远东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来华德国军事顾问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国防军和外交部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但它们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在纳粹上台前，传统的德国统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将中国培养为自己在远东的战略盟友，而即使纳粹上台后为了加快德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汇也积极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

一战的战败是德国处于残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机会对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间能处在一个比较平等均势的地位上进行交流。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且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使德国不能正常进行外贸出口。但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所以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最初是苏联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这也是为什么南美两国有相当德国移民和受德国文化影响）。 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

德国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丧失了廉价和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破落的国内经济和与其他列强相比极端不平等的贸易地位，使得德国也急需像中国这样既能提供大量希缺农矿原材料又有广大国内市场，迫切渴望先进技术并愿意且有能力支付国际通货或者进行易货贸易的贸易伙伴。

所以从1920年代起，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工业、 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国民党政府也在这一背景下与德国方面开始接触。其中一重要外交官朱家骅（Chu Chia-hua）值得一提，他是早年德国留学生，几乎参与了所有从1926-1944年间所有中德之间的外交接触。

最初德国方面是通过在华的各类资本公司和国民党进行接触的。在1924年秋，孙中山聘请西门子洋行在广东的负责人古斯塔夫·阿曼为其私人顾问，并由阿曼出面聘请了以哈罗滕堡为首的十多名德国军官为其服务。（我们知道1938年在南京拯救大量难民的拉贝当时所任职务也是西门子洋行在南京的负责人并兼任纳粹党部在南京的临时负责人。）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蒋介石于1926年上半年便着手开始调整全面亲苏的战略决策。鉴于德国历史上的统一进程对于其武力统一全国，而且德国没有在华的任何政治利益和干预兴趣，所以考虑用德国军事专家替换苏联顾问。

在1926年，朱家骅以私人名义邀请麦克思·鲍尔（Max Bauer）来华考察商业投资的可能性。麦克思·鲍尔是炮兵专家，曾任一战时德国总参谋部长鲁登道夫的助手，因为参与反对魏玛政府的兵变被放逐，曾在奥地利、西班牙、苏联等国担任军事顾问。1927年，蒋介石正式邀请其赴广州担任私人顾问。1928年鲍尔回德国与工商业界接触，为中国寻求进行经济重建的项目并为蒋招募常任军事顾问团。此为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开始，但当时更多的是私人关系而非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合作。

由于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进行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限制，且对于鲍尔私人身份和其兵变经历的考虑，还因蒋尚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并且与原有的北洋军阀政府间长期的合作关系，最初德国工商界对于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往疑虑重重。

此后鲍尔返回中国，病逝于上海（死因两个说法：一为天花而死，另一说法是因为他替蒋在统一战争中出谋划策， 遭到桂系毒杀。）

他为军事顾问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运作模式，并将国民党政府正式介绍给德国上层，也为中德以后10年的合作制定了基本规划。

在鲍尔之后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分别是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其人也是军人出身但不同于其前和其后的顾问团长，他是个老牌纳粹：希特勒和罗姆的亲密伙伴，曾经一起参加过'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由于其人军事素养有限且为人过于耿直，不是很受欢迎）、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也是德国参谋部官员。他为建立德式整编军队和蒋介石统一中国出力不小， 但由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且不注重顾问团的另一主要任务经济合作而只顾着不停地给中国军队下定单并不考虑付款问题，而且也不积极参与德国的原材料采购计划，所以评价一般。）

由于日本的步步紧逼，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这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0-1932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当时东北出口的大豆，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钨为例，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当时出口德国的钨砂，主要是通过易货形式进行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德国进口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他商品所无法相比的。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缓慢发展中。但1932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已经与民国政府共同出资设立EUROAISA，欧亚航空公司。

1933-1935年间担任顾问团长的人是一个在二战世界军事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前德国国防军司令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他是一战后再造国防军的德军之父：基于凡尔赛条约关于军备的限制，他以近乎苛刻的标准挑选和训练了十万精英国防军。在华三年其间（1933-1935），他不仅仅是总顾问和顾问团长，他的英文头衔是委员长代理人，也就是说能代表蒋介石本人发号施令。

他为当时的中国军队确定了减员精兵的政策，且对蒋介石的建军思想影响深刻，主要体现在这几点：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的口号也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少壮派所摹仿。

他积极参与长江防线的战略规划，为国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他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中介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在抗战初期的战役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由于过度疲劳在蒋介石的不舍中于1935年3月回德修养，他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病故于德国。

新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人正直，又有塞克特的关照，也很蒋的器重。他可以说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初期贡献最大的外国人。他亲自参与了整体长江防线的建设，并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战略规划和建议，明确提出了持久战和加速整军的规划。在中德贸易间尽量使双方互惠互利，公平合理，各持所需。u201d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u201d以致于克虏伯公司驻华代表气恼地骂他u201c是不是德国人？u201d他积极为中国政府筹备军工体系，使中国军队在1937-1938年间基本做到子弹自给，同时安排相应的德系军工企业向云贵地区撤退。他还根据战斗实际情况，为中国军需预先安排采购，此决策对于中国抗战初期的作用尤位突出。（因为1938年初开始德国政府同意已下定单的军需照旧发往中国，而此后不再接受新的中国定单），此后在武汉会战中，这批德国军械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此时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和铁路线保持畅通的运输，而这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另外，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浙赣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粤汉铁路网，为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正如1934年签订的易货贸易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沙的国际价格翻倍而抵消。

193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u2014u2014《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马克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蒋介石、孔祥熙为此与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u201c蜜月时期u201d。

抗战爆发后，法肯豪森亲赴上海、徐州等地前线。在他的身体力行下，各德械师顾问也一直坚持与本部同进退共战斗。因此报界曾将这称为一场德式作战，使得日本军方对盟友极端不满。中国进行过德式整编的军队几乎全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重创日军，己方牺牲达20-30万之巨。由于中国军队的优异表现，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说道：u201c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u201c

1938年，德国纳粹政府决定放弃在中日间的中立政策，所以在日方的一再抗议之下，所有在华德国军事顾问被召回。法肯豪森据理力争，为中国政府游说，并表示愿意以个人身份继续留下。在希特勒以开除军籍国籍、没收财产的威胁下，他黯然率团于6月离开中国。离开时向蒋介石保证所有德军顾问不会将所了解的中国国防机密泄露给日方。而且当时仍然有数名德方非军籍顾问以个人身份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