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城镇。从元代、明代、直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上海的对外贸易仍然继续有所发展，但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曲折迂回的过程。
元代交通比较发达，对促进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对外的陆路贸易，天山南北二路商道重行开通，海上贸易，也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元代承宋旧制，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宁波)、广州、杭州设市舶司七处，其中上海市舶司在一二七七年(元至元十四年)设立。由于上海“市易日盛”、“户口繁多”、“民物富庶”，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就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这时的上海县区，包括今天的市区和上海、青浦、南汇、川沙四县，松江也改名为吴淞江。随着上海及附近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上海的对外贸易就具有更加良好的基础了。
十三世纪末(元成宗时)，曾把上海、澉浦并入庆元市舶司，又在太仓贸易，舶商常来互市。当时泉州的贸易相当兴盛，港口船舶，大的约有一百，小的不可胜数。元代对市舶司的管理制度，曾进一步加以详细规定。一二九三年(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抽分则例》二十二条。十四世纪中叶(元末至正年间)，上海县已有一批专为对外贸易服务的“海船舶商梢水”人员，共五千六百余人，当时上海全县才七万多户，可见进出海船的繁忙。元代对外贸易主要由朝廷经营，官府往往自备海船，选取商人往海外贸易，所获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输入多为珍宝、香料等奢侈品，供皇室贵族享用，输出主要是手工业品，还有金、银、铜钱、铁货。这时，上海海上运输和贸易的规模，比南宋时代又有了一些发展。
明王朝初期，由于政权还不稳定，社会经济还没有恢复，沿海各地，出现了倭寇的劫掠和骚扰。于是，明王朝严格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申令民间禁用海外各种产物。当时，西北的陆路贸易已经衰落，东南的海上贸易也转为停滞。上海的市舶司也被撤销，后来太仓、黄渡虽曾经设司，但不久也取消了。
明初虽然坚决禁止私人下海通商，但却允许外国“贡船”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前来贸易，期限定为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路程限取道广州、泉州、宁波；来船数目和随从人数也有规定。上海这时既不是市舶司的所在地，又不是规定“贡船”入境的港口，私人海上贸易又被严禁，对外贸易本应陷于完全停顿，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在宋、元两代，上海已经和国外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对外贸易，特别是在实行“海禁”以后，对外贸易有重利可图，沿海大姓豪绅甚至文武官吏，或自己插手经营，或替中外商人提供保护，从中取利，所以上海的海上运输仍在继续进行，商船贸易也没有中断，只是规模没有以前那样大，贸易也没有以前繁忙。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实质上是逐步发展中的商业资本和封建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局面没有多久便起了变化。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苏州成为最大的纺织业中心。瓷器、漆器、冶炼、铸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技艺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商品货币经济也迅速发展了，市场扩大，商品增加，经济作物地区不断出现。在太仓，“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的“湖丝遍天下”。以产布著名的松江、嘉定也已具有专业城市的性质。这些都在上海附近。
于是，当时的上海港口已不能适应生产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了。一四〇三年(明永乐元年)，二十万民工疏浚范家浜，连接上海浦，注入长江，形成了现在的黄浦江，而吴淞江则成为黄浦江的支流。第二年正式完工，黄浦江自此形成。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业绩。从此黄浦江成为沟通国内外水上运输的一条动脉，上海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这时明王朝的“海禁”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已经逐步放宽。到了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不仅恢复了已废除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建了驿馆还在云南等地新设了市舶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郑和下“西洋”这件震动中外的壮举。
郑和自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三年(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七次出使“西洋”，前后历时二十九年，遍历今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共三十多个国家。航程自太仓的刘家港(今上海西北)出发，沿着漫长的中国海岸，绕过印度支那半岛的南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他们驾驶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每次出航都有各种船只数十艘，随行人员数万人，携带大量金银、缎匹、瓷器、宝钞等等。郑和所到各国通商互市，换回当地各种物产，名为“取宝”，例如椰子、胡椒、丁香、象牙、苏木以及为帝王采办的珊瑚、宝石、珍奇禽兽等等。郑和的远航比欧洲人发现从欧洲到印度的航路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的下“西洋”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郑和的下“西洋”，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王朝经营的对外贸易。与此同时，永乐时期对“贡船”限也有宽规定可以附带私货，官抽六分，给予价款，其余不再征税，听任自由贸易。对于私人海外贸易的禁令，这时更松弛了。
这样的形势为上海对外贸易的重新活跃开辟了道路这时的上海，河道畅通，港口深阔，交通便利。北方商人，多来上海购买布匹及其他杂货，南方商人，也在春天运糖来上海销售，秋天买布匹等回去。郑和几次大规模的下海远航起点就在上海附近，而且还有中国商人随同出航，外国船舶来港的也渐次增多起来。按照当时的说法，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东南名邑”了。
明代中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上海的对外贸易本来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可是，这时东南海岸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倭寇的侵扰，因而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到六月，县城“大受蹂躏，搜括一空，两个月内连遭五次洗劫，房屋半成焦土，民众损失甚巨”。这年秋天，上海筑起了一条城垣，即今人民路旧址。此后直到一五五六年(嘉靖三十五年)，几乎每年都被倭寇骚扰袭击。于是，明王朝又加强了“海禁”，下令罢市舶司，断绝中外贸易，这时明王朝的外部矛盾和国内矛盾都在上升。加以明中叶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武备不修，国防薄弱。重行“海禁”之后，倭寇劫掠未能制止，非法贸易却趁机活动，反而使正当的通商遭受打击严重影响东南沿海的工商业。
在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明代后期，国势衰落，财力不足，更没有能力进行象郑和那样的贸易远航。于是，明王朝逐渐认识到不巩固国防，剿除倭寇，单行“海禁”，不可能收效。尤其是不问正当的和非法的私人贸易，概行禁绝，不仅行不通，甚至影响到统治阶级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得不到供应。当时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也使明王朝不得不竭力开辟税源。由于这几方面原因，明王朝整饬了国防，在广大东南地区人民的支持下，平定了倭寇，并在一定范围内重新开放“海禁”，允许私人在官府控制下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同时制定征收商税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市舶司依旧管理抽分、征税。这时，私人贸易已占主要地位，封建王朝开放对外贸易依旧着眼于财政收入了。一五七一年(隆庆五年)曾因外商报货不实，改为“丈抽”，即按海船的大小征税。这就与明初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由于“海禁”的有所放宽，私人海外贸易逐渐活跃，上海的对外贸易也慢慢恢复过来。但是，明王朝不久就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灭亡了。清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血泊中建立了。上海的对外贸易遭受更加严格的“海禁”而重趋衰落。
清初严格执行对外封锁的闭关政策。一六五六年(顺治十三年)颁布“禁海令”，任何人不准下海，违者处死刑，没收家产，地方官要撤职。从十四、十五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又大大衰落下来。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的清朝康熙时期，统一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社会经济上升，资本主义因素在一度遭到破坏以后又有所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更为发达。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海禁部分开放，沿海居民五百石以下船只可以出海贸易，但所去地方、往还期限都有限制，到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始“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
在这一段时期，上海的对外贸易，尽管受到不少限制，但还有所恢复。国内沿海各地货船，国外的货船，又陆续前来贸易，自上海赴国外经商的也逐渐增多。清代废市舶司设海关，掌管征税、稽查、监督管理等项事务。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上海始设海关。“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人烟稠密，商贾辐辏”，可以看出，上海的对外贸易已迅速恢复旧观。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夜。“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清朝政府闭关政策又加严了，当时规定只准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这样，上海和国外的贸易不能直接进行。然而，上海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完全中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嘉庆上海县志》记载，上海“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船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率以番银当交会，利遇倍蓰”；每值新丝上市,“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到了一八二一年以后的道光年间，上海更是“商贾云集，海艘大小以万计，城内外无隙地,……。”不少“呢羽杂货”等洋货由上海转销江南一带，甚至还有鸦片。事实上这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港口。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宋代开始到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发展的情况中可以看出，上海不仅有发展的良好条件与可能，而且有发展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上海也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为大的工商业城市。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明目张胆地造谣说:“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这完全是无耻的谰言，只能是他反动面目的充分暴露。
乾隆以后，清朝政府对国内人民加紧防范，对新兴工商业加以压制，对国外商人的贸易活动不问海盗式的商人或是从事正常贸易的商人，不加区分，一律严加限制，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战争是中国的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还保持对外贸易的独立主权，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个主权就逐步地以至完全地丧失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发生了性质上的重大变化，上海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进行掠夺性贸易的基地。
摘自1976年9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贸易史话》第一章《古代中国和早期上海的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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