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1930年代

1930年在1933年，中国是德国在亚洲东部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满洲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虽然此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的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奉天事变

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和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中日冲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的指责。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访德国外交部，寻求建立在满洲的合作关系。由于德国对满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满洲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工业品和大豆贸易的德满协定，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u201c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满洲政权u201d的规定，从而恶化了中德关系。

1933年

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u2014u2014例如钨砂和锑u2014u2014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时开始，获得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经过蒋介石对德外交核心人物朱家骅与厉麟似的努力，德国前国防部长、被世人尊称为德国u201c国防军之父u201d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1933年5月间抵达上海，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中德关系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33年6月，冯·塞克特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u201c统治的基础u201d，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u201c教导大队u201d，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1934年8月23日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又称u201c合步楼条约u201d，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u2014u2014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他任何产品。

意大利顾问司特凡尼（Stefani）对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向往已久，他也曾参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国内的影响范围有限，司特凡尼最终没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