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和永丝厂业务范围

为洋行的生丝出口服务的买办、包括和洋行出口生丝联系密切的丝商，是上海现代缫丝工厂创办和主持者的一个重要支柱。翻开上海缫丝厂的工厂名录，就可以看出：丝厂之由买办或丝号商人创办或来自他们的投资，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之投身于丝厂者，和黄佐卿同为一代的就有吴少卿（瑞记买办）之于上海瑞纶：杨信之（延昌买办）之于上海延昌恒，苏州延昌永；沈志云、吴少圃（拨维晏买办）之于乾康；祝大椿（怡和买办）之于上海源昌、无锡源康和乾元；王一亭（太古买办）、朱葆三（平和买办）之于上海绢丝；以及唐茂枝（怡和买办）、徐润（宝顺买办）之于烟台纩丝局和周廷弼（大明买办）之于无锡裕昌丝厂（注：以上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141，汪敬虞编：《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生参考资料》第7-8册（未发表）。）。到了20世纪之初，则有沈职芳（华兴买办）之于上海振纶等四家丝厂；顾敬斋（乾康买办）之于上海乾康等两家丝厂；吴子敬（怡和买办）之于上海协和等四家丝厂；王亦梅（端顺买办）之于上海永康丝厂；薛南溟（永泰买办）之于上海永泰丝厂；张幼山（同协祥买办）之于上海同协祥丝厂以及上海日商台湾银行买办武棣森之于上海纶华丝厂（注：以上据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67-68。）。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形，仍然继续存在。法国信孚洋行买办薛浩峰与人伙开三家丝厂；美国美信洋行买办黄吉文自营两家丝厂；英国公安洋行买办邱敏庭自营一家丝厂，又与人伙开三家丝厂；达昌洋行买办陆润荪、新时昌洋行买办杨季良、安利洋行买办吴登瀛都各自独营一家丝厂（注：参阅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支那蚕丝业大观》，1929年版，页426-8，431。）。这些丝厂的经营者，既是洋行买办，又是兼营丝号的经纪人。像30年代上海着名的制丝业者史和声、朱静庵、丁汶霖、吴松岩、倪钦章、夏春樵等，均莫不一面经营丝号，一面兼任洋行买办（注：林勖：《控中国之缫丝业》，载《企业周刊》，1943年。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12。）。在兼营丝号的买办中，有不少是丝行的领袖。例如在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第一、二两届董事会的13名成员中，有6名是洋行买办。总董总理和坐办的职位，全为买办所占据（注：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67。）。

在上述30多家买办兴办的缫丝厂中，包括黄佐卿的公和永在内，至少有五家是打着他们所在的洋行招牌创办起来的。这说明洋行买办兴办工厂最初依赖洋行势力的普遍。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前景。黄佐卿的公和永，就是一个证明。

公和永开办之初，资本十万两，有丝车一百部。厂内设备完全来自国外，u201c指导厂务u201d的工程师，也延请外籍人员担任。最初五年局面尚未打开，营业不振。1887年以后，机缫丝在法国市场打开销路，营业得以复振。1892年一年中，旧厂扩充与新厂增设，同时并进。先是收旧厂丝车增至442部，其后又在杨树浦增设新祥缫丝厂，有丝车416部，合起来将近千部，形成为一个拥有资本30万两、职工千人的大企业（注：以上据《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载门，页14。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

在缫丝业中站稳以后，他又努力扩大地盘，一方面由缫丝业扩大到棉纺织，附股于上海的外商棉纺织厂（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面131。），一方面由上海扩大到武汉，先是在汉口设立丝行，后又打算接办张之洞在武昌创设的湖北缫丝局（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1928年版，卷35，页21-23。）。事虽未成，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位u201c丝行领袖u201d的经济实力。他的声望日隆，被人们称誉为u201c采用外国机器进行缫丝与棉织方面u201d的u201c最积极和先进人物之一。u201d（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