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新趋势与新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近代一些国家发展的历史都可以证明，落后国家经济能够发展和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外国资本（即发达国家企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开放。这些外国投资不仅带来可以弥补因国内储蓄不足而短缺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可能更为短缺的技术、管理、理念以致经济体制等。
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定首先是一部开放的历史。经济已经很落后了，差距已经很大了，不开放，不让发达国家的知识u201c外溢u201d到落后国家来（资本和管理等在现代经济学中最终可以归结为知识，即体现在物质中的知识和体现在人的能力中的知识），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u201c趋同u201d。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史，不过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一个国家真正开始发展，生产能力提高了，收入增长了，开放对它的意义会逐步转变为u201c走出去u201d。首先是产品走出去，争取更大的市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更多更快地利用本地较为富裕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一些自然资源），在购买力较高的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使本国的就业和收入较迅速地增长，缩小差距。然后，它们也要更多地在世界市场上购买本国稀缺资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后，当它们自己的储蓄开始增多，生产能力也变得较为强大的时候，资本和企业就要开始走出去，学习发达国家资本和企业的榜样，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以求持续的、更高水平的发展。这种走出去，在许多方面也还是包含着落后国家和企业u201c引进知识u201d的努力。首先是用资本通过并购获得外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专利和研发能力，其次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学习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的知识与技能，使自己也变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
20世纪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国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比起发达国家有着天生的弱势，因为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海外扩张、开拓殖民地和资源掠夺的过程，那些国家的企业很早以前就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求自己的生财之道，而那些落后国家也就是被殖民和被迫开放市场的落后国家的人们，虽然一直很努力地去学习和理解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但一直只是被局限在本土狭小的空间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些没有被殖民的国家，由于长期落后，缺乏国际竞争力，也一直无法拥有走出去的资本、知识与能力。而当它们发展起来之后，国际市场早已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占领，要u201c挤进去u201d，谈何容易，往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逐步取得一席之地。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则会仰仗其各方面的优势，用各种方法阻挠落后国家走出去的进程，从政治到外交，从规则的制定到舆论的压力，处处都可以看到强者维护其势力范围的努力。
这里特别值得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武力和战争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发达国家资本和企业当年走出去的时候，那些商船是由国家的炮舰或是在前面开路或是在后面护航的。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用17～18世纪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和德国、日本崛起之后发动世界大战的历史来论证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会挑起战争。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军事能力的差距之大，已经使得新兴国家无法再把武力扩张作为自己发展的可行之路。而全球市场的形成，则使得通过贸易和投资进行u201c和平发展u201d成为现实的选择，尽管困难重重，但总归已经成为落后国家得以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行方式。
然而，发达国家早年用国家机器帮助企业走向世界的历史还是提醒落后国家的人们：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是需要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军事服务不再是选项，其他的服务，例如外交、信息、财政、人力、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服务，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有助于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克服弱势，发挥优势，少走弯路。
中国的资本和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比较其他国家，包括与当今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也包括与早年发达国家资本与企业走出的过程相比较，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出于各种原因（本书对此有一些分析，在此不多叙述），中国最近这些年的储蓄率特别地高，这使得中国在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1/10左右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50%GDP的高额储蓄，全部变成国内投资，不可避免会发生产能过剩的问题，或因短期内基础设施投资太多而引起经济过热，所以要去海外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要么是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官方资本输出），或是由企业投入到国外的资源性产业或制造业领域。当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以减少投资总额，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使居民更多地获得增长的实惠。但是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资本会有一个更大的数量（不一定是更大的比例）投向海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中国本身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一背景来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刚刚开始，大潮还在后面。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全世界的外国投资中，中国会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第二，作为一个较大的内陆国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内部争斗而几乎没有对外扩张。领土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取得新的经济资源，而是为了保障u201c中原u201d的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文化理念是u201c内向的u201d（inward looking），或者说是u201c内斗u201d的，有了问题不是求助于对外扩张而是更多地诉诸于内部再分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具有对外侵略的传统）。外部世界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需要去关注的。近代落后而被列强侵略的历史又往往使人们更容易选择闭关锁国而不是对外开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家变得更加封闭，更加u201c自力更生u201d，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导致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严重落后，直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聪明且善于学习，许多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也开始走上移民的道路，但是中国企业走到世界上去发展，只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中国人真正开始以投资者、企业家的视角去了解外部世界，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进程。所以，历史决定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知识准备不足，人力储备不足，在短期内一定会付出比别人更大的u201c信息成本u201d，这会体现在大量投资低效甚至失败；体现在中国企业会因知识准备不足而面临巨大的风险，无论是宏观的风险还是微观的风险；也体现在政府和企业对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重重阻力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主动应对的能力。落后本身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知识准备不足，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第三，1949～1978年3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决定了中国拥有较大规模的国有经济部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私人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GDP的70%都来自非国有部门（包括外资企业），大量国有企业也实现了产权重组变成了非公有经济，但国有企业拥有较雄厚的资本实力和较优秀的人力资源，相比之下具有首先走出去的实力。国家对企业的公共服务，也较为容易在国有企业的活动中得以实现。因此，第一批实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尽管也有不少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活动（包括移民群体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的一些投资活动），但多数因规模较小而不成u201c大的气候u201d，不大为人所知，不被媒体报导。这就给世界上的许多人一个主观印象：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国有企业走出去；于是连华为、中兴这样典型的私人企业，因为规模较大，也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国有企业。这就产生了一系列在对外投资问题上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究竟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政治行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国有企业走出去是否会引起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而一些国家不断以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受政府指使为借口，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设置重重障碍，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
中国对外投资正在形成新的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些历史形成的缺陷，又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和特殊的阻力。正是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这些进行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人员深入下去，揭示真理，纠正谬误，提出建议。这方面的研究迄今还太少，有一些也还是停留在事实的描述上。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王梅博士，以其长期从事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和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实践背景，进行了近两年的深入研究，完成了这部着作。希望这一成果能够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研究的展开。国民经济研究所也会在这个领域逐步深入下去。
这一研究获得了中信泰富和中信资源的大力支持，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樊纲
201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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