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案例引出的问题
上海Ａ公司与新加坡Ｂ公司签订了一份７３８４５０美元的售货合同，Ａ公司为出口商。嗣后，Ｂ公司根据合同向印度银行新加坡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有效期为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１日至同年８月１７日，受益人为Ａ公司，议付银行为中国任一银行，汇票类别为即期，受款人为香港Ｃ银行，付款人为开证行，出票人为Ａ公司。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日，Ａ公司就上述信用证向Ｃ银行申请打包贷款该行同意后于次日向Ａ公司发放贷款３０万美元。期间，根据开证人申请，开证行曾先后３次向Ｃ银行发出３份电传，对该信用证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其中第３次内容为“收到申请人指示后，应将装运日程和船舶名称以修改方式通知受益人，上述修正副本应随单据一并发出”。１９９６年８月３０日，Ｃ银行收到１份以Ｂ公司名义发来的电传（该电传下称“第４份通知”），告知Ａ公司船名和货物装运日期。Ｃ银行将该电传转交给Ａ公司。上述船名和装运日期与船公司接受Ａ公司托运货物后签发的提单中所载内容相同。同年９月３日，Ａ公司向Ｃ银行提供了包括第４份通知在内的信用证项下的出口单据要求议付。Ｃ行于同年９月５日向Ａ公司发出议付通知，告知该公司在信用证项下的金额７３８４５０美元中，扣除手续费、邮费、短款费、修改通知费、提前付款利息及所欠打包贷款本金、利息后，尚余净额４９１４３４．０１美元，并于次日将该议付款划入Ａ公司账户内。之后，Ｃ行将信用证单据寄往开证行要求偿付，开证行于同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１日致函Ｃ行，称单据与信用证第３次修改的指示不符，并称其从未发过第４份船名和船期的修改通知，开证人Ｂ公司也未发过这份电传，单证存在不符点，拒绝偿付该信用证款项，并将所有单据退回Ｃ行。于是，Ｃ行于同年１０月２５日致函Ａ公司告知其单据已遭拒付，并要求其归还议付的信用证款项。因Ａ公司未归还议付款，Ｃ行就先后３次从Ａ公司账户内扣划５９６５０美元用于归还上述议付款，尚欠６７８８００美元，后因催讨未果，向法院诉讼要求Ａ公司清偿所欠议付款本金及利息。而Ａ公司则辩称Ｃ行在信用证议付时，扣除手续费及打包贷款本息后，原信用证项下的美元已经结清；单证不符是由Ｃ行造成的，其应承担遭开证行拒付的责任。
此案在审理中产生了两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Ａ 公司提出Ｃ行审单不慎造成开证行拒付的理由与信用证惯例中对银行审单的“合理、公平、善意”原则不符，若此理由成立，则加重了银行在金融中介业务中的责任，也加重了其承担商品交易的风险。本案中，Ｃ行收到的第４份通知虽未经开证行加押确认，但事实上Ａ公司出口货物的船舶及船期与该电传内容一致，从Ｃ行作为议付行的角度看，接受上述船期和船名的通知，执行修改内容，并无不当。考虑到Ｃ行审核信用证修改时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议付款部分利息损失。第二种意见认为，Ｃ行是本案所涉跟单信用证的通知行和议付行。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７条Ａ款规定及解释，信用证通知行应合理谨慎地审核它所通知信用证的表面真实性，即应核对信用证的签署和密押，以确定该证的真实性。而Ｃ行在收到以开证申请人的名义发来的装运电传通知后，未履行合理谨慎地审核义务即未经开证行加押确认就通知受益人Ａ公司，因此该行具有通知不当的过错。故开证行以应用证和单据不符拒付信用证款项，过错责任应有Ｃ 行自行负担。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二、理论分析
（一）对涉案概念的分析
笔者认为，要正确处理此类信用证纠纷案件，应首先正确把握涉案的打包贷款、议付信用证、出口押汇等法律概念及其法律责任的认定，以防止混淆法律概念而导致错误地适用法律。
打包贷款（Ｐａｃｋｉｎｇ Ｌｏａｎ）是指出口地银行为支持出口商按期履行合同义务、出运货物而向出口商提供的以正本信用证为抵押的贷款。因为最初这种贷款是专门提供费用给受益人包装货物的，所以称作打包贷款，它是银行对出口商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主要用于对生产或收购商品开支及其他从属费用的资金融通，融资比例通常不超过信用证金额的８０％，银行根据资金情况和客户情况而定，期限从信用证抵押之日到出口商提供货运单据并向开证行寄单收回贷款之日。提供贷款的银行承担议付义务，收回信用证项下贷款后，将贷款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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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1206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