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军事化

人员的训练和组织

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 1936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为蒋介石的总顾问后，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冯·塞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但实际执行起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别的哪些师会被裁减等等。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德械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中。在这场战役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冯·法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介石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对此相当熟练）。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中国陆军一个德国训练师装备的Sdkfz 222装甲车冯·法肯豪森同时认为中国军队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国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创制的突击群战术。

军事硬件援助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基于冯·西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例如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卡尔比勒98k毛瑟枪的中国版u2014u2014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及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但最终计划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

1935年至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M88、M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从德国进口的军事装备包括少量飞机，例如容克运输机；莱茵金属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榴弹炮、反坦克炮、山炮和防空炮：例如要赛炮22门（口径未知），124门37毫米反坦克炮，88毫米炮20门，105毫米炮4门，20毫米防空炮120门，；装甲车辆：14辆一号坦克、12辆装甲车；此外还有大量的军用通讯器材、探照灯和发电机。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潜艇供应舰、1艘布雷艇、11艘鱼雷艇和1艘鱼雷艇供应舰，以及大批鱼雷。

不过，在中德军事合作上，中方对德国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德国提供的武器中方无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货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询问中德易货贸易的德方代表克兰，克兰表示，第一个问题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的一面之词，至于第二个问题，克兰也无法判断，因为合步楼条约签订之初根本没有提到价格问题。不过，他也承认，交给中国的德国产品，其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15%左右。冯·法肯豪森则对宋美龄表示，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发错了货，至于价格偏高，则是因为中方在验货时出了问题。

总体来说，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中国军队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