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和永丝厂创办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然而，就上海一般丝厂的主持者而言，黄佐卿的情况，又是一个例外。以为有了黄佐卿这个例子，便认定缫丝业中的民族资本能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这又是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

说它是一个例外，这主要是指上海华商缫丝厂的绝大部分，并非都像黄佐卿的公和永那样，是厂主的自有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上海的缫丝业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租厂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丝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非一家，而是分属两户。丝厂的所有者，多为房产主或地产公司，他们并不直接经营丝厂，而是将其所有的厂房以及缫丝设备，租与丝厂的经营者。自己则坐收租金，叫做u201c产业股东u201d。（注：u201c产业股东u201d亦作u201c实业股东u201d，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176。）丝厂的经营者则多为兼营丝号的丝商。他们按期租赁厂房，向房主缴纳租金，然后雇工备料，经营缫制，叫做u201c营业股东u201d。（注：也有少数经营丝厂的人，同时出租丝厂。例如曾经经营丝厂的买办祝大椿，据说也u201c专门建厂租给人家u201d。参阅唐传泗、徐鼎新：《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页20。）产权固定于一家，而营业者则可以随时改组更换。租期按年计算，每逢新茧登场，即为丝厂改组之期。营业的绝续、股东的进退均决定于此时。这种租厂制，在它盛行的时期，厂数占上海全部丝厂的90%。如20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丝厂共有80余家，其中自有厂房的，不过八、九家，其余皆系租厂营业（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上海缫丝厂之实行租厂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条件，同时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属性。

在特殊条件方面，过去多强调江南蚕茧，一年只收一两造，丝厂不能全年开工。这当然是形成租厂制的一个条件，但显然不是充分的条件。我们看到，在华南广东一带，一年可以育蚕多次，丝厂一般是全年开工，但是广东丝厂，降至20世纪30年代，也有不少是租厂经营的（注：谭自昌：《广东丝业现在之实际概况》，参阅《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可见生产的季节性，不是租厂的全部原因。租厂经营对经营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更有超经济的因素。单纯从经济的因素看：根据上海的一般情况，出租丝厂的u201c产业股东u201d，每年所收的租金，可以达到他所投资数额的15%（注：乐嗣炳：《中国蚕丝》，1935年版，页38-39；曾同春：《中国丝业》，1933年版，页92。）。这实际上近乎一种高利贷。而丝厂u201c营业股东u201d之所以愿意支付这一笔相当沉重的开支，自然是从节省开办资金着眼。根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调查，自有丝厂的投资，每部丝车平均在一百五六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而租厂经营者则不过一百两至一百五十两之谱（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租厂较自有丝厂节省开办资金1/3～1/4。如果说，丝厂房产主是把他的投资收入扩大到最高限度，那么租厂经营者则是把他的投资风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因为他的投资只限于经营丝厂时的流动资金，重要是用之于收购蚕茧和开支工资。他可以随时收茧，随时缫制，随时出货筹押现款，应付流动开支（注：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上海钱庄的抵押放款，几乎全部是以丝茧为抵押的放款。参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页780-781。）。至于工厂固定资产的前途，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注：1896年5月间上海一场大雨冲毁了三家丝厂的屋顶，原因是u201c建筑的窳败和缺乏适当的检查。（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5月29日，页828；6月5日，页872，6月19日，页973）。引起不少的议论。这个小小的事例，不失为一个具体的例证。）。这就是说，丝厂经营者不是以工厂主的身份、而是以丝商的身份经营丝厂。丝厂经营者之进退，以生丝市场之升降为转移。市场看好则一拥而进；市场看疲则一轰而退。进退之间，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u201c仅计一时丝价u201d，u201c毫无永久营业性质u201d。（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1，174。）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则取决于一个超经济的因素。归根到底，它是和生丝市场之为外商所左右、是和生丝对外贸易主动权之不为我所有分不开的，是从事生丝缫制业者对自己命运不能主动掌握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单纯用蚕茧收购和生丝缫制的季节性来解释，显然是没有抓到痒处。

租厂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说明中国的生丝市场受外国势力的制约，而且也说明中国的生丝生产对外国势力的依存。

丝厂出租，从一个角度看，固然是华商丝厂失去生丝市场主动权以后的一种变通的适应办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又给外国洋行对华商丝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利用机会。出现丝厂的所谓u201c产业股东u201d，有的就是外国洋行或地产公司（注：参阅《支那蚕丝业大观》，页235。）。在20世纪之初，上海的沙逊洋行和泰利洋行，就曾经是出租丝厂的u201c产业股东u201d。租用洋商房产的中国资本家，有的就是洋行买办。有的丝厂名为华洋合股开设，实际上多为华商经营，不过借用洋商牌号。从租洋厂到挂洋牌，是顺理成章的。因租洋厂u201c事非永久，仅计一时。丝价高时开工营业，丝价低时转租于人，欲其丝之改良，谈何容易！遂不得不依赖外人签事，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u201d。（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4。）发展下去，有的丝厂向内地收购鲜茧，也以洋行名义，请海关发给道照，或由厂家托洋行转请海关发给。及至乾茧运沪，又将道照转请换给出口之派司。这种派司，在华商丝厂之间，可以互相转卖，形同有价证券。所有这些依托洋行的活动，无非是借此换取子口半税的待遇。这种u201c以华商资本而用洋商牌号u201d的行为，在华商之间，也引为u201c亟宜改革u201d之u201c陋习u201d。但是，这种陋习又的确给他们带来好处（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不用说洋商牌号，只要每包生丝花上三两银子，请一个作为名誉技师的洋商在出口生丝上签一个字，便能u201c取信欧美u201d而少受丝价之压抑。受制于洋商而又不能不依托洋商，不甘于受制，出路却仍然只有依托。然而依托又适足以造成承受更大的压抑。u201c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u201d结果是u201c抛盘压价，任之外人u201d。（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4。）半殖民地上的中国丝业资本家，便是生活在这样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之中。

这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又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这不是外铄论，这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性的理论依据。中国的现代缫丝工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个案，它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