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兴起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出现之前，一般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完全竞争假定基础之上的，也就是排除了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和进入障碍的因素。同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静态的，即：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科技等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国与国在消费偏好、技术、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每一个国家都在特定产品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国际分工体系则是完全预先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国际贸易格局主要是反映各国独有的优势产品之间的交换：比如发达国家应该出口工业制成品，而不发达国家应该出口原材料。由此可见，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本排除了通过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者国家政策改变原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留给政府通过积极的贸易或者产业政策提高本国福利的空间很小。即使有一些理论致力于研究通过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而获得竞争优势，往往也被归入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被排除在主流国际理论体系之外。这种趋势直到产业内（intra-industry）贸易和寡头垄断竞争（Oligopoly）产业的出现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产业内贸易指的是一国进口和出口的产品在生产或者消费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性。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当时的欧洲共同体（EEC）内部发达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的双向贸易之中。众所周知，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不同国家应该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产业的产品而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即这是一种产业间（inter-industry）的贸易。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内部，产业内贸易的绝对值和增长速度远远超越了产业间贸易而更为重要。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投资，规模经济以及学习效应等诸多因素先后被引入分析框架中来解释这一有悖于传统思维的现象。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大量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致力与解释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贸易以及其交换的产品构成具有很明显相似性的原因。这些模型一般与垄断竞争，产品细分和规模递增联系在一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在Brander(1981) ,Brander Krugman(1983)的两篇论文所建立的模型中，不同国家成本不同的两家公司可以并存在同一产业中进行双向贸易，被认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巨大挑战甚至是完全否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生产的规模递减。对于其提出年代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来说，这样的假设确实非常合理，因为在农业中最好的土地往往最先被利用，然后当产量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时，生产率较低的土地才开始被利用。换言之，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农业用地有时候被更加密集地使用，农民们试图在既定数量的土地上谋求更多的粮食产出，这通常使得单位追加产量的成本上升。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能在农业生产中看到收益递减的规律。而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很多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产业。同时这些产业往往具有很高的规模门槛，这使得先进入这些产业的厂商对后来者拥有排他性的竞争优势从而保证了u201c租u201d（rent,即垄断利润）的长期性。由此形成的均衡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动态的，随机的。这意味着国家可以运用贸易和产业政策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分工格局。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最早依然出现在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国家。由于意识到自身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竞争关系，欧洲共同体国家运用产业政策试图改变旧有分工格局，形成对本国有利的均衡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亚洲，一个比较着名的例子则是日本政府对产业和贸易政策的运用直接导致了本国当时较为落后的半导体产业赶上并超越了原来的领先者美国。但是如果提出没有新的理论框架，对这一现象认识的本身尚不足以直接动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统治地位。经济学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通过在国际贸易现象分析中引入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完成了这一质变的过程。以Spencer Brander(1983) 、Brander Spencer(1985)和Krugman(1984)的三篇开创性的论文为标志，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