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界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比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税率高4倍。关税结构的设计尤为不合理,导致关税升级(Tariff escalation)现象,即初级产品关税相对较低,而制造产品的关税较高,比如生番茄的进口关税低于罐头番茄,亦即对增值活动课以重税。这种关税结构实际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致人死命的u201c知识产权u201d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知识产权卒不应该涵盖在乌拉圭回台谈判内,因为知识产权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探讨应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The Word Intellectual Proverty Organisation),简称WLPO)框架下进行。但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进入WTO,原因非常简单,美国和欧洲的若干特殊利益集团希望在贸易谈判中作出更强有力、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做贸易部长的工作相对容易取得成功,因为贸易部长也许是所有部长中最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的。乌拉圭回台谈判开始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均反对乌拉圭回台谈判中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认为相关规定对美国科学不利,对全球科学不利,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但政策制定者们根本就没有征询科学家的意见,因为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应要怎样制订才有利于创新。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提升两个行业,即制药业和娱乐业的盈利水准。科学家们尽管反对.但不像这两个行业有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时,应非常小心谨慎。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输入要素是什么?毋庸置疑,是知识。因此,如果限制知识分享的无障碍性,也就等于限制了创造知识的能力。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一项重大国内政策举措是关于医疗卫生的。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高,但结果却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差。竞选时.克林顿总统承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得穷人买得起药品。但在乌拉圭回台谈判中,谈到知识产权问题时,克林顿总统却同制药公司狼狈为奸。结果乌拉圭回台谈判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使得穷国民众更难以享受低价药品。以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为例。仿制药品一年花费大概160美元,而品牌专利药一年的成本是1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如果一年收入300美元,甚至3000美元,那么根本负担不起1万美元的药品。他们也许买得起仿制药,但乌拉圭回台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设计时就是要阻碍发展中国家购买廉价的仿制药,因为发达国家要保障制药公司盈利,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穷国民众造成什么恶果。wr(]的诸公对这一说法自然相当不满,辩称:相关知识产权条款在设计时实际上已为发展中国家预留一定弹性,所谓u201c弹性u201d是个专业术语,比如对于一些用于u201c拯救生命u201d的药品,发展中国家有颁发u201c强制许可u201d(Compulsory license)的权利。对这种辩解,回应有二:首先,每当发展中国家威胁要颁发强制许可,美国即以各种报复手段相威胁,如取消援助、取消贸易优惠待遇等,而且也的确会说到做到。
因此尽管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确有权利,但却往往不具备行使这一权利的政治杠杆,对特别贫穷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因此,所谓u201c弹性u201d根本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第二点更为根本性,如果发达国家确有意愿保障穷国民众能够享有拯救生命的药品,当初就应明确规定,年人均收入低于500美元(或类似数量指标)的国家可以自由生产用于拯救生命的仿制药品。这并不复杂,但发达国家却故意将相关条款写得让人不知所云,其真实意图恐怕只能是不想让发展中国家生产拯救生命的仿制药品。传统贸易框架批判贸易问题之所以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诸多争议,原因之一在于,贸易全球化本来承诺让所有人受益,但却并没有产生这种预期收益,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传统理论,姑且称之为u201c旧贸易框架u201d认为,贸易全球化将带来更多贸易,更多贸易带来更多增长,更多增长则会让全体民众都过得更好。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此前约14世纪以来所有关于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理论基石。但其正确性颇值得商榷,因为贸易全球化经常并未带来更多贸易。如u201c除军火外全部免税u201d的动议,其初衷很好,但依然没有说能够带来更多的贸易,其原因在于,除关税外尚存在诸多其他贸易壁垒。一个高度贫困的国家可能连u201c口岸u201d都没有,还奢谈什么u201c出口u201d?贸易的发展受制于内部壁垒与外部壁垒。对发达国家而言,惟一较为难以逾越的贸易壁垒在国门之外,而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真正的挑战则在萧墙之内,仅仅在外部壁垒上下功夫实为缘木求鱼。张推动u201c贸易援助u201d计划(Aid forTrade),即着眼于应对这一问题。所谓u201c更多贸易带来更多增长u201d,总体说来这一说法未尝不对,但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归根结底,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技术变革、学习和知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是资源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差距。中国的经济改革高度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方面做出了可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