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道德人格与道德伦理秩序，必须放在具体的时空之中进行思考，才有现实意义。
所谓的康德的道德自律法则，远不如禅宗的思想，适用性与现实性、灵活性都值得考察与反思。
明清的海禁政策，元朝的全球一体化的贸易政策，郑成功家族的历史，从道德伦理秩序方面，就值得深思与探究。
元朝，垮台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是贸易全球化与农业经济的矛盾，导致元朝的货币剧烈的贬值，农民大量破产，故而红巾军可以一呼而应。
清朝倒台的原因，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由于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导致邪教盛行，国力大衰败。 孙中山的革命正是从海外，引入了大清国的内部， 所以说，大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保证了大清朝的国运可以维持250年之久，这就是实用主义的证明，不关乎道德价值的判定。 至于，其他的变化，那是其他的话题，不在讨论之列。
故而，大清朝的政治，乃是比元朝成功的政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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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可以说是第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元朝过早地经历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全球贸易一体化，带来的优势与劣势。
大清朝，所以实行海禁政策，第一是由于海外贸易的最大危险是导致东亚大陆的银元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政极其不稳定。第二，大量的沿海贸易，导致海外的人口与内地人口频繁交流，会严重影响清政府的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第三，大量的海外贸易，可以导致沿海地区的人口，走私频繁，犯罪活动猖獗，明朝的倭寇就是海外贸易的结果。第四，大清朝是一个农业为本的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可以不需要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的补充。上述四点，在清朝时期的欧美各国，恰恰是优势，故而欧美强行的进入大清朝，是必然的趋势。
元朝，没有做好全球一体化的对策，蒙古人过早地实行海外贸易的开放，故而导致元朝只有99年的寿命。
元朝起源于蒙古族的游牧经济，对于农耕经济特别的不了解，对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农耕文化更是摸不到边际。元朝蒙古贵族，依旧活在奴隶制度的国家治理的阶段，蒙古贵族的土地下的耕作，皆是原来的自由的农民转化而来，由此元朝的灭亡，注定是十分迅速的。
元朝的经济严重依赖国际贸易，故而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十分庞大。由于纸币在元朝无限量的发行，故而导致整个东亚大陆的农业经济彻底崩溃，所谓的白莲教的起义，才会导致东亚世界突然崩溃。
加之，元朝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完全不重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东亚世界得以宽容的发展。整个元朝，缺少了一个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管理模式。这一点，清朝的满人，做的比较好。
也就是，所谓的道德伦理秩序，元朝人再抓经济的同时，完全忽略了，更不要说道德人格的培育，由此儒教对于古代的东亚世界的支柱地位的关键作用。因此，明清时代，宋明理学式的儒教，被明清皇帝牢牢抓住，康乾盛世的同时，文字狱不断，就是印证，这里面有大智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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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蒙古人拒绝儒教
距今六百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内蒙古多伦诺尔草原迎来了又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年轻气盛的皇帝元英宗硕德八剌，带领宠臣拜住等人一行返归大都，途中驻帐南坡。元英宗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俩人，不但年龄相仿，而且兴趣相投，志同道合。
元英宗虽为成吉思汗后裔，但却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并且酷爱汉字书法，即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推行“改革”，大刀阔斧实施“以儒治国”。而拜住，虽是成吉思汗麾下名将木华黎后裔，却汉化极深，儒教修养极高，素有“蒙古儒者”之美誉，他成了元英宗的得力助手和心腹。
话说忽必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之后，蒙古贵族大量南下，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取著中原与南方的科技与文化，却也极力避免囫囵吞枣，时刻注意剔出那些糟粕性的文化习俗。当蒙古贵族妇女们看到这个民族几乎所有妇女都被缠足搞得双脚残疾时，她们的震惊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这里的人们居然禁止女性参 政，“女人干政”被视作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仅此一条就足够处以死刑。
而蒙古帝国的各种议政会议，皇族与统治阶层的其他妇女们一向堂而皇之地入座就席。成吉思汗制定的最高法典《大札萨》里明确规定：“女人发言的时候，男人不得打断”，看来是为了强制男人们要忍耐女人们的喋喋不休。
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蒙古贵族中开始出现儒化汉化现象。在推行“儒治”的过程中，元英宗罢免了皇太后和皇后属下机构的大量官员，以剥夺贵族妇女的参政权。英宗的祖母答己皇太后增经气愤地说：“还不如没有这个孙子”。
答已皇太后的话仅仅是冰山一角，大量裁撤贵族妇女的权力机构激怒了这些大脚女人，“女人不得干政”的说教更让这些蒙古女贵族们羞愤难当。终于，在答已皇后去世不久，这些女人们开始联合各路宗王与色目人将领，酝酿一场军事政变，变相实施答已皇太后的遗言------除掉这个孙子。
这三派势力很容易结成联盟，因为元英宗所推行的“儒治”的另外两项重要内容分别是：消除各路宗王的权力以建立南方式的高度中央集权； 大量拆除清真寺等异教机构，以实现独尊儒术。元英宗不但得罪了女人，也得罪了蒙古宗王和色目人。
1323年9月4日深夜，利剑划破了多伦诺尔草原的宁静。蒙古皇亲铁失（此人是答已皇太后手下心腹）率领色目人阿速卫军冲入皇帝营长，杀死元英宗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坡之变。这次事变，大大打击了朝廷内部的儒派势力，并向其后来的所有元朝皇帝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儒治”会得罪很 多人，必将遭到贵族们的强烈抵制，也会遭到女人们的激烈反抗。这也是元朝与清朝的一项根本不同。
草原夜色美，而1323年9月4日的多伦诺尔草原却洒满了血色。 这美丽夜色里的血色，告诉我们一件事： 女人如果想不被欺负，就得自强，即使这种自强有时候显得有点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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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灭亡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拧巴的一个朝代了，蒙古人用一种非常奇葩的方式，将这个幅员辽阔辽阔的大帝国拼了起来，并磕磕绊绊的走了几十年。
作为一个从游牧部落急速膨胀而成的大帝国，元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彻底完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化的转型。导致国家内部，既有奴隶制的残余（农业、手工业），又有当世界上最发达的国际工商贸易。
在两条道路间左右徘徊的蒙古人，既无力解决农耕百姓的权属（“汉法”），也无力满足工商业发展的规则，随着标志国家信用“纸钞”的崩盘，元朝也就重新回到北方草原，继续过起了游牧的生活。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可以看成是蒙古族南下，进行的一次社会体制升级尝试，但最终是以国家经济奔溃的方式告终。
元朝政府内部，关于如何管理国家一直都存在路线之争，从忽必烈尚未建立大元开始，便有很多汉族大臣相伴左右，这些“汉法派”大臣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采取传统封建王朝的赋税方式，通过大量人口积累的方式来提升国家的总体财富。
但色目人大臣，希望国家以工商业税收为主，主张增加税收种类，细化税收内容，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
其实两种税收方式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主次的区别，或者说是如何确定国家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
平心而论，一个国家的征税体系，从来都是以剥削一部分人，来补偿另一部分人的方式运行的。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色目大臣和汉族大臣的主张，分别代表着“快钱”和“慢钱”。想快慢通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估计也曾困扰过马云。
孛儿只斤·窝阔台
但蒙古人被这个题目搞晕了，弄不清到底怎么走才是王朝大道。
说起来，蒙古人在这方面确实不太灵，以前也从来没有类似的经验，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究竟会有多少财富。
窝阔台时期曾有过这样一桩事，当时蒙古人想法很简单，自己弄税太复杂，也不会弄，干脆包出去得了。中原巨商刘廷玉曾找上门来，答应以140万两银币，把蒙古帝国中央政府的赋税承包了。窝阔台一听都动心了，这多好，简单快捷、旱涝保收！他脑袋里没有钱的概念，可耶律楚材不傻，死活拦着不同意，把这件事搅黄了。可等到色目巨商奥都喇合蛮加码到220万两时，窝阔台再也忍不住了，当即拍板，就这么办了，马上拿钱！
这就能看出，一方面蒙古人脑子里，对于治理国家真没什么概念。另一方面要是能拿快钱，还是嘎巴溜脆的好！
既然选择了拿快钱，那就应该重商税、轻农税，总要稳住一头，但蒙古兄弟的选择是“两手抓”。
从经济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灭亡的！
忽必烈
从忽必烈的阿合马时期开始，元朝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成了中原的农税、西北的牧税、东南的手工业商税并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各税种的科目越来越多，税负负担也越来越重。
另外，对于农户来说，蒙古人的赐田制度，简直就是噩梦。朝廷随时会将某一地域赐给蒙古人，而这块土地上的农户瞬间便会沦为奴隶。这导致生活没有安全感的，并不仅限于最底层的农民，一些小地主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
因此，在1344年（元惠帝，至正四年）开始的农民起义中，大量的领袖并不是衣食无着的贫苦农户，而是刘福通、陈友谅这样的地主阶层。
从经济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灭亡的！
我们再来说元朝的商业。
大量元代史料都记载着，元朝的海外贸易，承接南宋的遗产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至于，我们在研究中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都称之为“宋元贸易”。
当时，包括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明州、台州、钦州等地的贸易港都成了吞吐量巨大的商港，尤其是刺桐城（泉州港）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港。
马可·波罗在书中曾这样写道：“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到亚历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比例起来，必有一百只船到这刺桐（泉州）港。”
同样，贸易的范围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元代《岛夷志略》、《大德南海志》中涉及的海外贸易地点多达220个。其中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半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的港口，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记载的国名和地名多了近三十八个。
而且，随着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中国商品输出到非洲已经不需要在阿拉伯卸货转口，而是跨海直达。
据记载元代商船，“挂十杖之杆，建八翼之橹，舵碇必良，索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而马可波罗书中则明确记载，元船水密舱技术已经广泛使用，极大提高了船只的抗沉能力。
东西方贸易商路的贯通，让外国的香料、珠宝和食品在中国大行其道，除了大量珍珠、宝石成了蒙古人的珍玩，就连菠萝蜜、椰子、石榴之类的水果也摆上蒙古人的餐桌。
而中国绸缎等纺织品、陶瓷（元青花）、金属制品、纸扎、乐器、书籍，则成了西亚、非洲最顶级的奢侈品。
大量的货物往来，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元朝发行的“纸钞”在东南亚成了一种通行的货币，颇有些“亚元”的意味。
《岛夷志略》中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元朝，但必须得承认元朝海外贸易的发展，至少有两点有赖于蒙古人。
首先，相比于农耕的汉族王朝总有种天下中心的思想，比较喜欢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啥也没有，自古以来就有贸易的诉求。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对海外贸易持鼓励态度（当然也是为了收税）。1278年（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在刚刚夺下福建后，就诏谕“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
另外，蒙古帝国虽然分崩了五个帝国，互相之间看着有点别扭，但至少都在蒙古人统治之下，对于贸易往来都没什么限制。
而商人在蒙古各个汗廷中都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让联络中亚、阿拉伯、北非、欧洲商路更加通畅。
与此相对应，汉族政权很多时候，并不是贸易的能力，而是没有贸易的诉求。
平心而论，明朝郑和之所以能下西洋有赖元朝甚多，如果没有元朝培养的大量造船工匠、水员，以及海图航志，单凭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便开始的“禁海民不得私出海”召令，郑和就是想去，也不见得去得了。
但再好的势头也架不住蒙古人折腾，大概是海外贸易太赚钱了，很快就有蒙古势力从中上下其手。
首先就是朝廷对巨贾大商常借故夺其财利，而后又以放贷的方式参与其中。最后干脆在至元21年（1284年），废除了“细物出口十抽一；粗物出口十五抽一”的税制（这其实就是南宋的税制）。
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给本（即所谓官本船），选人入蕃贸易”，所获赢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元史》卷94）
但海洋贸易变数极多，朝廷实在难以控制，再加上官商之间的利益难以平衡，导致元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关禁海”。
虽然却有受到倭寇骚扰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倭患），但连续四次封关禁海，显然有内部利益无法平衡的因素，干脆采取了杀鸡取卵的解决方案。
但管理国家是个复杂的工作，不是砍脑袋这么痛快。封关禁海让原本是政府收入大头的市舶司，逐渐成了鸡肋，元朝本就冗员沉重、赤字累累的国家经济更加捉襟见肘。
元朝统治者最终决定，用滥印纸币（纸钞）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成了放倒元朝的，最后一记闷棍。
1260年，忽必烈推行纸钞（中统交钞、中统元宝钞）时，元朝尚未建立。早期的纸钞，以丝绸、银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施行非常严格的银本位控制，纸钞币值非常坚挺。
取得江南后，南宋货币废止，元朝也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的比价，将南宋政府发行的会子，用中统钞如数收回，在整个中国境内统一了货币。
虽然，纸钞对元朝早期经济恢复，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严格执行纸币本位体系，导致纸钞滥发几乎成了惯例，宋、元、明皆是如此。
随着元朝财政亏空缺口不断扩大，金银准备金被大量挪用，导致纸钞的价值不断缩水。
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新发行的至元宝钞兑换旧币的汇率是一比五。这也就意味着不过短短20年，中统元宝钞的购买力已经贬至原来的五分之一。
1309年(元武宗海山，至大二年)，新颁行的至大银钞兑换至元宝钞的比例又是一比五。这时，忽必烈最早颁行的纸钞价值只有原来的二十五分之一。
等到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宰相脱脱再次推动经济改革，开闸放水狂印至正交钞（元朝最后一种纸钞），迅速导致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 贯），易斗粟不可得”，纸钞沦为废纸一张，百姓拒绝使用，经济倒退回以货易货的方式，“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
也该元朝倒霉，老天也过来添乱。相比于明末连年旱灾，元顺帝执政时，年年发水。
公元1344（元顺帝，至正四年）至1355（至正十五年）这11年里，黄河竟泛滥了9次。
为了疏导河患，元朝征发15万人修治黄河，由于国家没有财力，赈灾时只能发放纸钞，导致民怨鼎沸。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网上曾有人感慨，当时脱脱提兵镇压红巾军，胜绩连连，不但擒杀芝麻李，还围殴张士诚于高邮城下。但元顺帝忌惮脱脱，罢其宰相位，革职流放云南，导致元朝再无复兴之望。
从经济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灭亡的！
其实，国家玩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十个脱脱也没戏了。我从不相信，历史会有偶然性，尤其是当它运行在王朝命运转折点上的时候。
假如说，元顺帝嘎巴一下噎死了，换一个新皇帝上来，无限信任脱脱。那他就一定有能力扑灭全部红巾军起义，扭转元朝几十年来形成的冗员雍余，改变连年赤字的窘境吗？
其实，他在元朝最后一次货币改革中，已经给出了答案（“钱钞并行”），事实证明不过如此。
说到一个王朝的崩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专注于外敌、内斗、民变、天灾等方面，但一个历经弥久的王朝，这几件事时时都在发生，为何有时消弭于无形，而有时成了肘腋之患？
其实，都是经济之手，在暗中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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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及由此导引出的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近世以来，不少学者把世界几大文明区域以“大陆”和“海洋”相区分。东亚被认为是典型的“大陆文明”，意思是说，东亚人更注重朝向内陆的经营，而不像15、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对拓殖海洋倾注极大热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明清以来中国的“海禁”、“闭关”，以及日本的“锁国”。
但正像越来越多当代学人已经论证过的，
所谓“锁国”有着具体的指向，绝非简单地背朝大海、闭目塞听，历史上中国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绝与外界沟通”划等号。
中国明清两朝都曾实施海禁。但从时间上说，明朝海禁的时间远长于清朝。两代禁海，背后的动力相似，皆出于沿海地域安全考虑。一般说法是，明代东南沿海长期受所谓“倭寇”侵扰，闽浙一带更是民寇不分，禁海一策是为防范内外勾结。
但从成效来看，“尺板不得出海”的政策，打击了地方经济，切断沿海百姓生计，反而迫使更多商、民铤而走险，加入武装海商集团，成为盗寇。汪直、颜思齐、李旦、郑芝龙等前后数代海商/海盗首领，从东亚多边贸易中聚集大量财富，又周旋于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大势力之间，成为从东海到南海最大的海上军事集团，控制着海禁时代从日本、中国、东南亚诸岛到暹罗的贸易通途。
清朝政府在顺治和康熙早期，亦施行过十分严厉的海禁。其目的主要是抵御郑成功、郑经的海上反清武装。不过这一政策随着郑氏退守台湾而渐松弛，终于在康熙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全面废除。开海虽稍有反复，但清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总的来说要比明朝更为正面、灵活和开放。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禁海与开海，体现的是国家与海商集团间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长。背后的逻辑，与其说是拒绝海洋贸易，毋宁说是争夺海洋贸易的控制权。国家与商人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海商集团是典型的跨国行为体，凡成功者，无不都与周边的国家及非国家政权保持微妙复杂的联系。海禁时代的东亚海域，不但毫不萧条死寂，反而是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若不从单一国家视角出发，也许倒更清楚些：郑氏海商集团，是海禁时代东亚最为成功的海上跨国贸易/军事集团，它也是最后一个。其兴起和衰落，特别直接地体现了早期全球化和近代东亚格局重组，对本地区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
郑氏集团崛起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乳名一官。西文文献多以Iquan记载。他早年在澳门学习经商，并接受天主教洗礼，教名尼古拉斯。后经马尼拉前往日本平户，成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时东亚海域移民频繁，平户、马尼拉、台湾、越南等处都有华人移民社会，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诸岛及中南半岛。这些跨国活动与官方朝贡贸易一起，成为东亚海上贸易最重要的网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为白银、丝绸、香料、枪支及茶叶的贸易利润所吸引，也先后加入进来，使得东亚海域成为多方合作、角力的场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由于明朝禁海，华商将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处。李旦与日本当局关系良好，获得特许海外贸易的朱印状，成为海商领袖，平户也成了中国海商活动的中心。这就是郑芝龙来到日本的背景。
长期周旋于各方之间，郑芝龙不但通晓多国语言（官话、闽南话、葡萄牙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也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李旦去世后，郑芝龙打败其他海商，继承了李旦创建的海上王国。他向德川幕府输诚，获得幕府的支持和信任，屡次利用平户的官府来打击荷兰等对手。1623年，他娶日本人田川氏为妻，翌年得子福松，即后来的郑成功。此后，他又接受明朝招安，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福建，以强大的海军力量，牢牢控制了中、日、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
郑成功6岁时才离开平户来到福建，系统接受儒家教育。他14岁中秀才，20岁入南京国子监。是年清军入关，一路南下。郑芝龙等在福州拥戴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南明政权倚重握有军权的郑氏集团，遂赐国姓“朱”、名“成功”与芝龙之子。郑成功之名，及称号“国姓”由此而来。西文文献中的郑成功是Koxingca，即“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
郑芝龙本是海商，对自己贸易王国的关心远超过对任何政权的效忠。在泉州同乡洪承畴的劝诱下，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阻止不成，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清廷会让他掌管南方三省，不料清军主帅背约，把他押解至北京，成功之母田川氏亦死于战乱。
此后郑成功逐渐继承了郑芝龙的家业，以反清复明为志，不断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与清军缠斗。此时的郑成功拥有东亚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利用制海权管控商路，建立山海五商体系，从连接东西洋的贸易网络中获得巨额利润以供养军队；并利用和日本当局的良好关系招募武士、购买日制盔甲和武器。他还多次让平户的中国移民（其中不少是明亡后到来的遗民）向德川幕府求助。虽然幕府没有直接出兵，但他确实招募到不少日本人，此外也有不少欧洲及非洲雇佣兵。
1659年，郑成功挥军北伐，沿长江而上，连克数镇，江南震动。翌年指挥厦门之战，重创清廷水师，从崇明岛到广东惠州的南方海岸线几乎无守备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采纳郑军降将黄梧的建议，强令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坚壁清野，使郑军无法从沿海地区获得补给，切断郑氏集团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联系。这是清代海禁的顶点。
失去陆上基地，郑成功的商业和军事网络就失去根基。他急需在大海中寻找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与福建隔海相望、地处东南亚与东亚海路枢纽的台湾，就成了首选。台湾当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荷兰人1624年被明军从澎湖赶出后，就转而经营台湾西部，把它当作同日本贸易的重要据点。郑芝龙当年就被派到台湾为荷兰人作翻译，也是从台湾开始接管李旦的商贸网络。郑成功时代，郑氏船队曾多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冲突，争夺对日贸易特权。1661年，郑成功出兵台湾，鏖战数月，终于在1662年初驱逐了荷兰人。
占领台湾不久，郑成功即去世。其子郑经掌权，一边屯垦台湾，一边继续同日本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将郑氏政商集团又维持了20年。在此期间，清廷逐步巩固了对沿海地区的统治，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并逐步恢复海外贸易。1683年，清军攻台，郑经之子郑克塽无力抵抗，投降清朝。驰骋东亚海域半个多世纪的郑氏集团，终于湮没于历史中。此后清朝开海，和日本一样，海上贸易渐由国家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海禁时间不长，康熙开海之后，由于海疆巩固，不再有武装私商集团的侵扰，中国不论官方还是私人的对外贸易，都有了长足发展。
回过头看所谓两种文明（大陆与海洋）的差异说，其实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早期现代的欧洲，碍于奥斯曼土耳其在东边的崛起，不得不以极大的投入，致力开辟海上新商路，并终于开启大航海时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由此便认定东亚世界自绝于海洋，缺乏海外贸易的动力，这未免过度解释。东亚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举国家之力开拓海疆，恰恰因为16、17世纪东亚政治格局的重组，中日都走向长期统一稳定，国家强化了对海外贸易的管控，以消除安全隐患。欧亚两地对海洋的不同开拓，与其说是文明的差异，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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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历史上的禁海令，大家第一反应是：起源于明朝！正因为明朝这一政策，才导致中国的衰落，丧失了发展海洋的机会！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禁海令其实并非起源于明朝，而是起源于元朝忽必烈！或者说，元朝这一个禁海政策，却让明朝背起了黑锅，至今还鲜为人知！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元朝气度恢弘，海外贸易发达，自然不会有海禁之事，但历史却清晰的记载了元朝四次海禁，第一次就源于忽必烈执政时期！
（1）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癸未，以征爪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客观的说，当时忽必烈攻打爪哇，所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海禁，也是情有可原！到了1294年，忽必烈去世之后，这一次海禁结束！当然，这一次征伐爪哇失败！
（2）1303年，元朝再度关闭市舶司，一直到1308年，才再度开关。
（3）1311年，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大四年罢之，禁下番船只”！1314年，延祐元年，元廷就“诏开下番市舶之禁”，复立市舶提举司。
（4）1320年，元英宗“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1322年，“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州、广东三路”，第四次海禁结束。
从禁海令上来看，元明清三个朝代，一代比一代狠，一代比一代严。元朝属于偶尔抽风式的海禁，明朝是松散式的海禁（四处漏风），清朝却是超严苛的执行。尤其是在康熙年间，还执行了一项“迁海令”，沿海民船要么收归国家要么一概摧毁，所以清朝禁海令才威力最大！
禁海令和闭关锁国有本质区别！明朝禁海，主要是因为倭寇之乱，朝廷不想百姓被倭寇伤害，但却不禁止西方人来华，所以中外交流依然很密切，且明朝海禁一直是“名存实亡”，海贸非常发达。但清朝的闭关锁国，基本是不和外界交往，也不准外界和清朝交往，这是双向的，所以这才是中国衰落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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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有元朝，海禁并不是元朝的既定国策，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前前后后的四次海禁呢？
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元统治者对外征伐而导致海禁，尤以第一次最为明显。元世祖并不满足于对南宋的征服，积极向外扩张势力。他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占城，由于占城人民的坚决反抗，终未成功。随后元朝统治者又把目光对准了爪哇。因爪哇在南海诸国中实力较强，元世祖认为只要征服爪哇，则“其余小国即当自服”。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七年(1250年)两次遣使爪哇，但均未成功。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一月，元世祖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勤”，被拒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刺将元朝使臣孟琪默面送回，忽必烈以此为借口，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弼、福建行省右皿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爪哇。”但因跨洋作战，且受爪哇国内政治斗争影响，最后终于失败。
史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等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仍没其家费三之一。”在战争期间，为防止海商向爪哇通报信息，出售军械，元政府实行了海禁，但这种海禁往往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解除。
二是为约束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维护元朝的“官本船”制度。
元朝“官本船”制度是元朝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古代官方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一个典型。所谓“官本船”制度，即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政府直接经营。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卢世荣提出了“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的新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元世祖的认可。《元史·食货志》将其称为“官自具船、给本，选人人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同时元朝政府又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人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
由于元朝海外贸易获利甚丰，元朝政府不时颁布禁令，禁止私商下海，妄图垄断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
史载“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在推行“官本船”制度的过程中，元朝初年那些海商大贾如朱清、张暄等人，拥有众多海船，每年获利无数，这些人又贿赂朝中官员，相互勾结，这无疑对元朝“官本船”的海外利润构成威胁。
为垄断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政府往往对其进行约束、限制，当这种限制走向极端时，便发展为海禁。
在元朝“官本船”制度较为严格的时候，也正是海禁较多的时候。由于“官本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在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政府才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
三是约束违禁品的外流。元朝禁止出口的商品较多，元朝政府规定:“诸市舶金银铜钱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缕罗、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内一半充赏，廉访司常加纠察。”
《元史》中有多处多次声明严禁违禁品下蕃，如至元二十九年(1289年)正月“禁商贾私以金银航海。”延佑元年(1314年)元朝政府重新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扩大了出口商品的禁限种类。尤其是金银被元朝贵族视为珍品，且开采量小，弥加珍贵，往往作为赏赐物赐与诸王、大臣等。
自世祖后，元朝统治者用于赏赐的金银数量大为增加。如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仁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亦如之”。L’〕‘I)“’)另外，铜钱的大量外流也造成元朝纸币的贬值。因此，有元一代对这些违禁品管理较为严格，当这些违禁品外流严重时，便通过禁海的手段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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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政策是指清王朝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清朝统治者的短视和无知是“闭关锁国”的直接原因；
2、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较稳定，对外来商品有较强的抵制作用，这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经济根源；
3、清朝统治的需要。为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因为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统治者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在海禁时期，海洋贸易体系主要通过朝贡和官办的方式进行，对中国海外贸易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是如清朝时的巨大摧残和扼杀，这也是明清海禁的最大不同。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
永乐以后，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明中叶倭寇活动剧烈，嘉靖元年（1522），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 ，断绝海上交通以断绝倭寇的补给。凡违禁的沿海官民，必依法处以极刑。随着明军剿灭倭寇，隆庆初年，朝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开放海禁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海禁的开放也采取了科学管理措施，不再是过去无序原始的形态，这表现在每位出海贸易者都须经海防同知批准，领取政府颁发的“引票”，到指定地区贸易，并在规定的期限回港。对前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
另外处于军事技术和民用科技保护考虑，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有所限制，凡是泄露中国军用民用工艺和技术的一律禁止。这类规定虽然在某些方面束缚着海外贸易，但是管理科学，极大的促进了海贸的正常发展。
明末正值世界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商船和商人在这种科学政策的引导下一度从“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手中夺取了亚洲的海权。
在明朝末期，明朝海防也随着贸易力量的强大而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一度击败葡萄牙，荷兰等海上强权国家，并于朝鲜摧毁了当时东亚最具有竞争力的日本海军，夺回了整个东亚和南亚的部分海权，甚至前往东亚贸易的西方船只都要向福建的海军将领郑芝龙缴纳关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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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又称洋禁),主要是指中国政府在14世纪后，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实行的锁国政策。即除非得到官方正式许可，禁止民间私自出洋贸易，以及出海捕鱼，有谓“尺板不得出海”。
海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也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海禁导致中国的航海业一蹶不振，导致了中国从海洋的退缩，使中国在此之前相对开放的海洋观出现了倒退。美国人博克塞曾对当时世界的海权形势评价说：“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 ”
海禁政策对舟山来说，更是源远流长，可谓有史以来就与舟山相伴左右。其实详考各类典籍历史，自唐以来，于宋、元两朝均有不同程度的海禁政策出现。
唐时海禁政策并不严厉，但对舟山却是致命的。唐天宝二年(743)，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州、明州(宁波)，官府禁止私人造船出海，致使鉴真第一次东渡失败，但此类的海禁举动并不常见。查舟山的行政区划设置史，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翁山县(今舟山岛)，至大历六年(771)，因袁晁率起义军占翁山而被撤废县治，直到北宋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到鄞县方才重开昌国县(今舟山岛)，撤县废治的举动在客观上已经等同海禁，直接导致舟山的文明发展延缓了300多年。
北宋自宋太宗开始全面海禁。《宋史·太宗本纪》载，雍熙二年(985)九月“禁海贾”。不仅全面禁止海外贸易，连陆上与外国贸易也全面禁止，还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实行。据《宋史·食货志》，淳化五年(994)又特申禁令，且惩罚严酷，满一百钱就属犯罪，超出十五贯在脸上刺字流放海岛;后又规定，四贯以上判一年徒刑，二十贯脸上刺字发配当地为役兵。
南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实行海禁。《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四年(1130)七月，“禁闽、广、淮、浙海舶商贩山东，虑为金人乡导”;绍兴二年(1132)八月诏，“沿海州县籍民海舶，每岁一更，守海道险要”。籍没百姓海船，实质与海禁无多大差别。《宋史·食货志》载，绍兴十二年(1142)，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 ”腊茶海外贸易也被禁止。之后，调动军队，打击海上私商，《宋史·孝宗本纪》载，干道五年(1169)二月，“命楚州兵马钤辖羊滋专一措置沿淮、海盗贼”。又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五月，“命沿海诸州督捕海寇”。
元朝四次海禁时间较短。洪富忠(2004)研究认为，元朝海禁时兴时废，从元世祖末年起，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结束，其间出现四次海禁，时间累计持续11年。海禁持续时间比宋朝短，处罚力度比宋朝轻。《元史·刑法志》规定：“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跟宋朝脸上刺字流放海岛相比，要人道得多。但元朝每次海禁都是针对民间私商，只允许官方所控制的“官本船”贸易，显示出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对海外贸易控制的欲望。
明清海禁之于舟山最为惨烈。明清三百年海禁史是人类海洋史上极为罕见的事件。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139)。连下海捕鱼也遭禁，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 ”(《明太祖实录》159卷)。更于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以昌国濒海民尝从倭为寇故”，“废宁波府昌国县(今舟山岛)徙其民为宁波卫卒”(《明太祖实录》卷182)，康熙年间《定海县志》载：“遣徙昌国46岛居民1.3万余户、3.4万余人往浙东、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县，留富都乡(今舟山岛)547户、8805人。 ”。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罔顾百姓财产性命的野蛮行径随处可见，硬性规定迁移以三日为期，“国初汤信国奉敕行海，惧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王士性：《广志绎》卷4)。此后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洪武三十年(1397)、宣德八年(1433)、正统十四年(1449)、景泰三年(1452)等年代，又再三重申海禁。
清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宁海大将军伊尔德以舟山“不可守”为由，再次实行海禁，强令徙民，查村搜岙，见人就驱，将各岛居民尽迁内地，仅少数人逃入深山。清光绪《定海厅志·寺观祖印寺》载：“舟山城垣尽毁，废于一旦。”现定海区白泉镇《蒋氏宗谱》记载：“定邑遣徙，蒋氏族众各人逃难。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元贵母子相号泣，清兵见元贵童年伶俐，遂带至旗下撤走。其母傅氏呼天抢地哭泣，追赶至定邑南门衜头，见元贵已经下船，招之不得，百计莫施，当即投海身亡。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继续抗清。为孤立郑成功，清政府采纳郑成功叛将黄梧建议，颁“迁海令”，“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坚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定海县志·人口姓氏》载，舟山岛被遣1118户、5220人。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颁“展海令”，召民回乡开垦，才陆续有人返回或来舟山定居生息。一禁再迁，致使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不仅航海贸易一落千丈，中国的航海技术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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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可以说是第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元朝过早地经历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清政府的历代皇帝大多不傻，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对外开放的好处，非要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在近百年时间，在科技文化经济等各方面被本与自己相差不多的西方先进国家远远抛在了身后，直到鸦片战争后被外国人逼着打开国门呢？
康熙年间的清朝，并不是一味的闭关锁国。是开放通商口岸，加大对外贸易;还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也一直是议政的重点。
顺治至康熙初年，荷兰、英国、法国、等，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一六五六年，准荷兰八年一次来朝，一六六三年，着二年来贸易一次，一六六六年又定，其二年贸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国的贡市贸易，一六六八年题准，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但无时间限制。一六八五年废止海禁后，清朝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次年议定：荷兰应准五年一次，贸易处所止许在广东福建两省。一六八四年，在厦门设立洋行，一六八六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实有四、五十家。分别经营进出口贸易，并代纳税银。英法等国商船，除以澳门为居留地外，一六八八年又在定海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作为商船停泊与中转贸易之地。
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对海上贸易作了具体规定：一、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与省，听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发给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并征收税银。外国贡船所带货物不再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听所差部臣照例收税。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
清朝的海外贸易，输出品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茶叶、瓷器、药材、皮革、白糖、纸张、书籍等。输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铜，是清朝铸钱必需的原料，一六八五年，海关共办铜二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动支税银二十九万六千九百二十二两八钱。后来不断增加。铜一向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输出品。其次是海产品，包括海参、鲍鱼、鱼翅、统称表物。从东南亚输入的商品，除海产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商船带来了一些工艺品，还贩运南洋海产，并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购买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特产。据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一七一六年到广州的法兰西船六只、英国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全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船十一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铺户代往江浙买货。可见其贸易也有相当规模。
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间，日本外流金额为二百余万两，银额为三千七百多万两，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制造业与沿海城镇的兴起。厦门是对南洋的主要港口，广州是对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时期南京、广州的丝织业，苏州、厦门的造船业，福建、广东的制糖业，的冶铁和制锅业的制瓷业等的发展，都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康熙帝曾说：朕南巡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清朝开海后，海外贸易日渐发展。
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雍正五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至乾隆时，清政府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产茶、丝地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定海、宁波。英国武装商船的到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为了整肃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有了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制度。嘉庆十四年，清政府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先后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规定外，又规定外国兵船只许外洋停泊，禁外国商人携带妇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舆，等等。有关严拿贩卖鸦片人船等项，这项政令是正确的。
清朝既然没有完全关闭和世界联通的大门，又为什么会被越甩越远呢？这就要说到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巨大差别了。中国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程度非常高。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在没有足够好处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自然就没动力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更大改进了。
开放的好处不明显，但坏处却显而易见。清朝统治者认为西洋那些“奇技淫巧”的东西如果过多流入中国，势必会“腐化”百姓心智，从而危及统治基础。
清朝在乾隆时期国力鼎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很难下定决定作出重大改变。这就好比今天的一些“巨无霸”型的大公司，眼看着自己日暮西山，却无能为力是一个道理。借用《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对一个“巨无霸”而言，颠覆自己，谈何容易！
中国地大物博，并不需要外来产品物品，周围都是清朝的属国，眼界也没有元朝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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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6][color=#482eef]清朝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中国版图的贡献，清朝的领土面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前的历史书上说元朝的版图最大，其实这是错误的，混淆了元朝和蒙古帝国的概念。
另外，唐朝、明朝的边疆地区中央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中央采取的是一种“羁縻”政策，也就是名义上听中央政权的就行了，这两个朝代的好多边疆地区并不能算进自己的版图。
只有在清朝，边疆地区才变成直接由中央政权委任，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地区。所以清朝的版图才是历史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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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
清朝入关之后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但是截止到1700年，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1.5亿人口规模，1800年时超过3亿人，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爆发之前达到4.5亿。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土地扩张、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以及良性政策的刺激。比如，清朝打破了明朝的人口迁徙禁令，这就解决了固定土地上承载人口有限的问题。
清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市场规模、商品产量、新的组织形式如合股经营、对外贸易，都达到新的高度。我们说起清朝，常常提到闭关锁国，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印象，清政府确实是有过禁海令，但是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中国的海外贸易一直在复苏。
举个例子，当时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也是严格执行锁国令，但是在长崎专门保留了一个口岸专供两个国家开展贸易，就是中国和荷兰，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当时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规模。到日本做生意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商人，当时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他们到日本比到中国内陆还方便，而且跨国贸易有高风险和高回报，为了抵抗风险，他们就搞出了新的经济形式。大家集资入股，谁投的钱多就可以在货船上占更多的货位，然后通过中介雇用专业的水手航海，各位股东本人不需要出海，这就是早期的公司，这和我们现在的众筹形式有点类似。而这些都是在乾隆年间就出现的
我们对清朝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一种守旧和集权的印象，这种看法当然是有很多证据来支撑的。但是这种标签化的印象也会掩盖很多历史事实。我们先来说守旧，清朝其实有很多制度创新是非常有突破性的。比如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就有三个亮点：理藩院、内务府、军机处。理藩院负责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将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事物分开处理；内务府处理皇室的个人财产，将皇室成员的财务与国家财政分开处理；军机处以及配套创设的奏折制度让皇帝和下级的沟通变得更有效率。这些机构都是清朝的制度创新。
另外清朝在粮食供应、货币供给、司法诉讼等方面的政策也有创新。在粮食供应方面，清朝设立的“常平仓”制度使得全国各地的粮食供给和粮价保持稳定；通过调整银和铜的供应和兑换率保持货币系统稳定；诉讼方面，拒绝颁布民法，理由是颁布后会让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增多，政府倾向于用儒学倡导的思想对人进行教化。这些做法不管今天看来有多大的漏洞但是在当时都收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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