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不可侮

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态度向来是抵制和反抗。长期以来，他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中国人民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长期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不买敌人的商品，包括开展拒订、拒用、拒制等等活动。

在我国人民历次抵货运动中，以抵制日货的斗争次数最多，声势最猛，规模也最大。其原因是自“甲午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抵货斗争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五四”运动中，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就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抵制日货的结果，迫使日货销售额大大下降。日货在中国的进口额，一九一八年占外货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一九年下降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二〇年为三十点一，一九二一年只占二十三点二；其中日本棉纱的进口额下降尤为迅速。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货运动与反帝的政治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更有组织的人民群众彻底反帝爱国的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多名码头工人首先爆发了反日大罢工，拒绝装运日货，十万学生举行了反日罢课和游行示威。十月初，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要求抗战。十月二日，举行了上海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全国一致对日经济绝交”的要求。各地商号、工厂纷纷停止向日商订货，对已到日货严加封存。日货到埠，无人卸货，只好原船运回。青年学生上街宣传，组织了抵制日货调查团。到十月中旬，全国各主要城市，都卷入了抵制日货的风暴中。抵制日货的斗争伴随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到了海外华侨居住地区，如马尼拉当时就成为海外华侨抵制日货的一个中心，美国西部城市的华侨也纷纷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侵略战争，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坚持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面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解散各地抗日会，勒令停止抵制日货，甚至让日本帝国主义派遣特务，杀害抵货的纠察人员。但是，上海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的斗争已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成为不可扑灭的燎原烈火，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日本商品在中国进口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在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三一年降为百分之二十点九，一九三二年(不包括东北在内)又降为百分之十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则停留在百分之十至十六之间，始终不能恢复。日本在华的商业，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销路断绝，营业萧条，无法维持。如重庆的日本工商业全部闭歇，南京闭歇了一半，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日货堆积成山，日商资金枯竭。据全沪日侨商工会报告：从一九三一年夏至一九三二年四月，上海日商公司、银行、工厂等营业损失了四千一百万两。又据驻沪日本商务参赞一九三二年九月发表的统计数字，当时上海囤积日货总值达五千万两。日本在华各团体提出的报告，也说明“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日本对华投资由十八亿日元降为十四亿日元。在全国各地被群众抗日团体封存的日货曾高达七千万两。日商在此期间企图挣扎，采取很多卑劣手法，冒用华厂商标，蒙混销售。但是，这种卑劣手法一经人民群众发觉，就严加搜查，予以没收。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了对付日本进攻的方针和一整套办法。对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毛主席提出:“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但是，蒋介石采取的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在财政经济政策上，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变本加厉地推行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政策的结果必然使大部国土沦亡，人民做牛马当奴隶。

但是，中国人民包括沦陷区的人民决不愿做亡国奴。他们以各种形式与日本帝国主义作英勇顽强的斗争。江、浙、沪三地是我国蚕丝生产的重点产区，也是受日帝摧残最严重和损失最大的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各地的缫丝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举行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不少的缫丝工人拒绝为日厂做工而回到农村，有许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各地农民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据日本侵略者供认，华中蚕丝公司派往江、浙、沪三地进行罪恶活动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常被当地人民处死，据有关资料透露，仅一九四一年就有五名。

抗战胜利了，但中华民族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国人民在前门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恶虎，后门却钻进了美帝国主义这只豺狼。中国人民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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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76年9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外贸史话》第七章《日帝铁蹄下的中国蚕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