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百强城市，谁更有韧性？

随着主要城市上半年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城市经济发展“三架马车”之一的外贸情况也浮出水面。

由于疫情冲击，不少外贸大市遭遇“滑坡”，外贸仍处于持续“回血”当中。与此同时，“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仍有不少城市迅速“转暖”，甚至保持增长势头。其中，长沙以25.1%的两位数增速领衔，成都在外贸总额上则实现对无锡、青岛的反超，直逼天津。

在非常态情况下，城市外贸表现为何如此迥异？

几天前，由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关》发布2019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先外贸总量变化一步，在其衡量体系下的城市排名已经发生变化——在前十名城市中，天津被重庆所取代。

与通常以进出口总额、增速、结构等指标衡量城市外贸实力不同，榜单引入了更为系统、更加多元化的指标。除包括外贸总值、外贸依存度外，该衡量体系还包括结构、效益、发展、潜力等，共考察各城市五个方面的外贸表现。

我们不妨借此指标，更全面地观察，怎样的外贸城市更具韧性？

广州、重庆跃升，苏州“失意”

我们首先看一下，在“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中，2019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全国城市外贸呈现整体快速上升趋势，在其评比的297座城市中，外贸进出口增速超过5%的城市达171座，增速超过10%的达128座。

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等外贸领先区域表现稳定，中部和西部则表现相反：百强城市中，中部版图扩张，西部则痛失3城。

若再将视角缩小到西部，西南地区上榜城市排位绝大部分有所提升，西北则全部下降。

具体到城市，在总体格局基本稳定情况下，亦出现不少“特例”。

聚焦2019年综合排名前十位城市，变化最明显的当属广州、苏州与重庆三座城市。其中，与2013年相比，广州与苏州几乎“对调”——广州从第七名上升4位至第三名，而苏州则从第二名下降4位至第六名。

两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体上看，两座城市7年间进出口总额都实现小幅上升。与广州较平缓的发展步调相比，苏州波动较为明显，特别是在2015年与2018年两年，出现明显下降。

更多信息隐藏在具体指标中。

若观察以水平、结构、效益、发展、潜力五个维度描绘的外贸竞争力，2019年广州表现较为均衡，而苏州则有明显长板和短板。分析具体指标，广州外贸有较强的外资吸引力，而苏州则在外贸总量和外贸企业数量上更占优势。

大项目是广州胜出的关键。据《中国海关》分析，与富士康紧密关联的超视堺显示面板项目落户，使其发展排位从20位以外上升至第5位。事实上，关注两市7年间外资利用情况，广州正是在苏州下滑时，于2016年实现反超。

外资对城市外贸影响之大，可见一斑。重庆与天津两座城市的表现，也与此类似。

尽管除发展指标外，其余四项指标均不及天津，但重庆却在综合排名上表现出反超势头。具体而言，重庆的“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指标排名前五，且“进入外贸500强企业的进出口比重”也进入前20名，在利用外资上有较好的基础条件与表现。两市实际利用外资走势亦与此相符。

长沙、郑州、成都韧性从何而来？

在此衡量指标下，疫情下外贸韧性更强的城市，又有怎样的特点？

将2020年上半年与2019年全年外贸增长情况相比，可以发现两类表现较为相反的城市：一类如长沙、郑州、成都等，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特别是郑州和成都，与去年相比增速不降反增；另一类则如宁波、青岛、佛山、无锡等，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若将郑州、成都与宁波、青岛两组城市2019年的五个指标排位做成“玫瑰图”，则能够清晰地发现，它们刚好描绘出了截然相反的形状——

郑州、成都两座城市有着较高的发展位次、但在结构位次上却较为落后，以郑州为例，其发展位次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一，但结构位次却仅排在第229位，形状是一个指向结构位次的箭头；

而宁波、青岛的形状则指向发展位次，比如，宁波结构、发展位次分别排在第2位和第67位。

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中国海关》分析称，结构位次排名通常与城市外贸形态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以贸易型企业为主导的城市，出口品种繁多，产品数目高。比如浙江杭州、金华和广东广州均有大量以出口小商品为主的贸易公司，3座城市常年占据产品数目指标30强；

而以制造型企业为主导的城市，通常专注于出口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产品数目难以有效提升。2019年，富士康集团旗下的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手机出口值占郑州的79.7%，河南郑州产品数目仅为1.5个。

此前，《中国海关》曾发布2019年中国出口企业200强。其中，仅富士康一家公司在郑州出口额就达到2199.2亿元，专注于笔记本电脑等代工的广达也为重庆贡献了743.9亿元出口额。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在全国出口企业中排名前十。

有专家曾指出，面对疫情，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而比起小型企业、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同样更有动力、也更能调动资源，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困难。

而成都、郑州等城市在发展指标上的突出表现，还得益于其进出口在特殊监管区相对集中，因此该指标位于全国前列。

《中国海关》指出，中西部地区大多缺少直接对外港口，具有政策优势的特殊监管区域对外贸活动产生更强的集聚作用，2019年以来，《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落实，还将为以综合保税区为代表的特殊监管区域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长沙代表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借力三一重工、铁建重工、山河智能等智能制造企业，2019年长沙机电产品出口增速高达67.8%，内资企业出口大增79.4%；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放缓至30.8%。过去在苏州等沿海城市更为普遍的内资推动进出口形态，在中西部城市开始生根。

随着探索的多样化推进，中西部也有可能出现更多新的外贸城市。最新的利好是，在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公开征求意见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提到，“将进一步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目录“新增或扩展了有关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