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破了外贸经营主体单一和实行审批制的局面，优化了外贸经营主体结构
是否允许自然人、法人或合伙企业等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20多年来，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一直是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线之一。事实上，我国以往实行的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是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垄断经营制度的直接表现。原《对外贸易法》第9条第1款规定的许可制度，无疑在有外贸经营权和无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之间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限制了市场、限制了竞争。也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相背离，易被视为贸易壁垒，不符合《中国加入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关于u201c中国将在加入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u201d的承诺。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放宽对外贸易经营权。1999年142家私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全面实行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原来由国有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已基本被打破，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外贸经营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多层次、多渠道的外贸经营格局，具备了放开外贸权的条件。新外贸法据此取消了贸易权审批制，改为实行备案登记制（第8、第9条）。赋予企业更广泛的外贸经营权，从而为形成以多元经济为核心的外贸体制，充分发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总体优势奠定了基础。 同时，新外贸法赋予自然人从事外贸的权利，彻底实现了外贸经营主体的国民待遇。根据1994年外贸法第8条的规定，自然人不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而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所有外国自然人和企业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虽然中国的自然人能不能成为外贸经营主体并不涉及我们在WTO规则下的义务，但这一条款是否增加一直为国内业界所广泛关注。
对此，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降低准入门槛，敞开外贸大门，在中国信用体系十分薄弱的今天，容易导致短期内外贸经营主体的急遽增长，从而可能出现恶性竞争和市场秩序的混乱，最终损害国家利益。事实上，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放开后，国内短时间内出现包括自然人在内的外贸经营主体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但预计不会持续。主要原因是自然人做贸易的风险极大，相比法人、其他组织来说，自然人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同时，自然人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外贸经营的实现，目前还存在配套制度上的阻碍。如合同效力、海关管理、外汇支付、税收等方面的法规中对自然人行为效力的确认，还有待通过对相关配套法规的修改和制定来进一步理顺。
（二）突破了重视对外贸易秩序中国内民商事主体救济的立法模式，突出和强化了公权的贸易救济功能，以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作用
对外贸易秩序包括对外贸易的管理秩序和经营秩序。前者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产生的，所反映的是作为对外贸易管理者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与对外贸易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是适应对外贸易活动的客观规律而形成的，所反映的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之间的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依法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在1994年对外贸易法还是在新实施的对外贸易法当中，第一章总则的第1条都把u201c维护对外贸易秩序u201d作为制定本法的一项宗旨。
1994年外贸法分别从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对外贸易秩序进行了规定，试图以此来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对外贸易领域的无序竞争及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它对内确立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具体列举了外贸领域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对外则是针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规定。这种体例弱化了外贸法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不利于发挥公权在对外贸易救济中的作用。
新外贸法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易调查和贸易救济3章，强化了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功能，弥补了中国作为WTO成员应当享受的相应权利。特别是在第46条、第45 条规定了贸易转移、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贸易救济问题，为我国产业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在第6章对外贸易秩序中还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做了相应的规定，明确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采取禁止进出口等措施消除其危害或者影响，及时发现和处理对外贸易中出现的新情况，更为全面的保障经济安全。
（三）突破了以进出口商会为主参与外贸中介服务的规定，强化了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纵览《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即《WTO协定》）及其附件可以发现，在《建立WTO协定》第5条第2款u201c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做出适当安排u201d，以及《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等协定涉及到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或商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正逐步形成政府宏观调控－－行业组织自律性管理和服务u2014u2014企业自主经营的新格局，对外贸易由于其涉外性质更需要这种协调机制。特别是在处理贸易摩擦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作为进口国国内产业的代表，在国内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作为利害关系方，就进口国对其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游说、影响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机关等等。
与1994年外贸法相比，在有关中介组织规定方面，新外贸法客观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尊重了协会等中介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和发展状况，明确了协会、商会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强调了协会、商会为其会员提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生产、营销、信息、培训等方面服务的职能，以及依法提出有关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申请、反映会员呼声的义务。例如，新外贸法第56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依法成立和参加有关协会、商会。有关协会、商会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照章程对其成员提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生产、营销、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依法提出有关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的利益，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成员有关对外贸易的建议，开展对外贸易促进活动。
（四）突破了单一的外贸发展道路，强化对外贸易促进的手段实现多元化
新外贸法除在第9章对外贸易促进增加规定了出口信用保险、公共信息服务系统、鼓励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方式外，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首次以法律条款规定我国参与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和区域经济组织的行为。这将为我国的外贸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目前，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我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我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我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界贸易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为我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我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我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我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
新外贸法第5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缔结或者参加关税同盟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参加区域经济组织。这将积极推动我国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有利于中国与东盟以及中日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有益的尝试。
（五）突破了处理外贸违法主要依赖行政处罚的局面，健全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1994年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4条，比较原则，处罚手段不够，处罚种类也比较单一，主要手段是撤销对外贸易的经营许可。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1994年下发了《关于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通知》，对1994你年外贸法有关违法行为做了补充规定。
新修订的外贸法根据外贸管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外贸管理的实际需要，补充、修改和完善了有关国营贸易等法律责任的规定（第60至第66条）。例如，第63条规定：u201c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禁止违法行为人自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或者刑事处罚判决生效之日起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有关的对外贸易经营活动。u201d处罚措施除了包括撤销外贸经营权及罚款等传统手段之外，还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从业禁止等多种手段，为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新外贸法还特别针对外贸违法行为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的特点，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不正当竞争、海关管理、税收征管、外汇管理、商检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从法律责任上，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了衔接（第29、第30条、第32至第35条），明确了违法行为的相应法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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