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国际贸易货币流通

首先在货币外流方面。清朝的货币在对外方面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国同国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正常交流，而使一部分钱币很正常地流出到国外；另一种是由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而造成的钱币流出国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过陆路与邻国的经济往来，而使货币流出国外；一是西北边货币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清朝与中亚各国贸易的中心。二是西南边，货币流出到克什米尔、不丹、孟加拉、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出产的披巾、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镜，换走了中国的一批又一批钱币。三是南边，货币流出到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的棉花、食盐、羽毛、黑漆、铜砂、象牙、兽角，也换走了中国一批又一批钱币。四是东北边，货币流出到朝鲜，两国之间一向u201c往来相善u201d，u201c或东或西，听民所往u201d，清朝的钱币也随着商人流出国外。再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货币流出到日本、朝鲜、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间，中国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规定u201c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u201d；琉球到中国的船只，最多到过5艘，运送来的多为海产。在南边，货币流出到印度、缅甸。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货币流出到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北走可以到达暹罗、越南，南走可以到达苏门答腊、爪哇，东走可以到达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帆船开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达到250只，u201c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u201d。除此之外，清朝货币还流出到其他亚洲各国。

以上都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货币交流，而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始，就变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把大量鸦片输入到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鸦片这种毒品输入我国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们更加昏怠腐败，又在经济上使中国清朝对外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造成大量白银货币外流，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最为严重。每年有三千多万两的白银货币流出国外，这对清朝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负担：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在诏书中惊呼：u201c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u201d，要求今后u201c一有缉发，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u201d

清朝时期，社会上围绕着货币大做u201c文章u201d；发放高利贷．就是围绕货币所做的u201c文章u201d之一。而在清朝已经出现了早期银行的各种形式，这些票号经营兑换业务，发放贷款等，货币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工具。

清代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法是发放高利贷。据史书记载：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农民，向地主借了二两九钱，折合铜铸制钱约4800多文，在还不起债的情况下，被迫到地主家当雇工，u201c以工抵债u201d，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债务后，分文不剩。广西有一农民，借地主高利贷白银五两四钱，但结局更惨，因无钱还债，这位农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u201c准折为奴u201d，但仍还不清债，积欠本息白银变成五两六钱，地主索债，强迫这位农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u201c准折为奴u201d。除此之外，农业高利贷，还以u201c典当雇工u201d和u201c年限女婿u201d、u201c配以婢女u201d的雇工形式来剥削农民。印子钱是清朝时期高利贷中的一种形式，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u201c印子钱u201d。据《清史稿·张照传》记载：u201c民间贷钱征息，子母相权，谓之u2018印子钱u201d。

在我国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民间资本的发展，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单位机构，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他们经营着各种业务。

钱币汇兑业务，这是今天各家银行普遍办理的一项主要业务。u201c汇兑u201d，在我国唐朝叫u201c飞钱u201d。在我国清朝，汇兑业务大权没有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及美国商人手中。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看出，我国清朝时期的广州，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办理汇兑业务。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广州和英国伦敦之间的汇兑业务，已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业务；18世纪8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我国广州向英国伦敦开出的汇票，一年之中，达到110多万两，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出的汇票，增加到250万两左右。后来，美国商人也参加进来，在我国当时的广州，也大力开办汇兑业务；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国商人带到我国广州来的汇票达248万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万元，增加了一倍多。

货币放款业务，这种贷款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重中之重的一项业务。这种放款业务，在我国清朝时期，它不是中国人向自己的中国商人放款，而是英国的商人向中国的商人放款，并向中国商人收取高额利息。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英国商人大约在17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商人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是为了鸦片走私，是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据史书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为了支持中国鸦片经纪人走私，经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额的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u201420％，最高的达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统计，中国行商累积拖欠英国商人借款380万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万元，其余200万元，都是英国商人计算变利，用u201c息变本，本再生息u201d的办法滚上去的。

货币承兑汇票业务，承兑汇票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都在办理的一种业务。这种承兑汇票业务，是由付款商人开出汇票，交给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领取现款，但付款商人必须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u201c承兑u201d现款的u201c承诺u201d，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在对付款商人付出现款进行u201c承兑u201d、u201c承诺u201d之后，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u201c利息u201d：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国商人，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货款，就曾经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账房，以向英国伦敦签发u201c承兑汇票u201d的形式，给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中国的另一个商人黎光远，欲从印度购进棉花，但是没有钱，只好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账房，以向孟加拉签发u201c承兑汇票u201d的形式，给予借款。

中国人办货币汇兑业务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晋商山西平遥人雷履宽开设了一家u201c日升昌票庄u201d，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u201c票号u201d；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u201c日升常颜料铺u201d。而中国人办银行业务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国上海成立u201c钱业公司u201d，或者叫u201c钱庄u201d；u201c钱庄u201d就是银行的初级阶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人在我国香港和广州设立了u201c丽如银行分行u201d；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这家银行又在上海开办了u201c东方银行分行u201d。

官银钱号是清朝初年朝廷官办的一种金融机构，公元1662年u20141735年期间，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搞起来的，起初叫u201c官钱局u201d、u201c官钱铺u201d。当时主要是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铤，后来慢慢扩展到经营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兑、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

票号是清代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当时，有的人管它叫u201c票庄u201d、u201c汇号u201d、u201c汇兑庄u201d。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名后组建日升昌票庄，这可能是清朝时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第一家票号搞起来之后，在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县，又有不少商人集资开设票号，从此，票号这个行业，变成了山西人的独占，所以人们又统称之为山西票号。票号有独资的，也有合伙出资的，资本金从几万两到二三十万两不等：票号行业一般存储在总号，各大城市再设分号，但不另给资本金。山西票号业务活动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当时山西票号的总号有30多家，在各省设立的分号有许多家，后来，在日本东京、还有新加坡，都设有分号。我国清朝的票号，信誉很高，内部管理严格，严守秘密，所以不少贵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蓄钱，存放在票号里；票号也发放贷款，主要对象是钱庄、典当、富商，对没有资金实力的一般商人则不发放贷款。

钱庄是我国清朝办理货币存放、汇兑的一种信用机构。它是从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慢慢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都叫u201c钱庄u201d；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 地，叫u201c银号u201d、u201c钱铺u201d；徐州、汉口、重庆、成都也有叫u201c钱庄u201d的，也有叫u201c银号u201d的。在鸦片战争前，钱庄可以签发u201c庄票u201d，上海商人在购买豆、麦、棉花、棉布时，用u201c庄票u201d支付货款，u201c庄票u201d可以收划银钱，实际在市场上和货币一样，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1]